高息助贷“生死大考”：新规下的行业变革与挑战

3月16日，邢强接到了一项紧急且重要的任务——依据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相关要求，对公司业务系统进行全面调整。

身为一家中等规模助贷机构的技术总监，邢强坦言，从技术层面完成这项任务难度并不大。“然而，新规对助贷行业带来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且重大的。”他说道。在8月新规正式实施后，年化利率超过24%的高息助贷业务将面临生存困境，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对于高息助贷业务目前的规模，邢强表示，行业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同业交流以及不完全统计，高息助贷业务规模仍有3000亿至4000亿元，约占个人互联网贷款市场规模的10%。这一庞大的业务规模，在监管新规的冲击下，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

3月13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报称，针对互联网助贷业务存在的诸多问题，金融监管总局对分期乐、奇富借条、你我贷借款、宜享花、信用飞等5家平台的运营机构进行了约谈。约谈明确要求，平台运营机构在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借贷业务时，必须切实规范营销宣传行为，清晰明确地披露借贷产品的息费信息，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依法合规开展催收工作，健全客户投诉解决机制，切实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一举措，无疑是对互联网助贷业务的一次全面整顿和规范。

一位助贷机构人士透露，此次约谈的核心内容是“降客诉”。未来，他们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在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同时，显著降低客户投诉率。这不仅是对监管要求的积极响应，也是助贷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他坦言，从约谈到《规定》的出台，相关部门正采取一系列监管组合拳，进一步规范个人互联网贷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旨在营造一个更加健康、有序、透明的金融环境，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到，助贷行业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的新变化。已有中小银行与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紧急要求助贷机构追加缴付高息助贷业务坏账风险共担保证金。这一要求，反映了金融机构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和防范，也进一步压缩了助贷机构的生存空间。

邢强坦言，留给中小助贷平台的生存空间正日益收窄，行业竞争将更加激烈，生存压力也将不断增大。

高息业务走向终结

自去年以来，监管部门针对高息助贷业务的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不断加码。

2025年10月1日，金融监管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正式开始施行。《通知》明确提出，商业银行应当完整、准确地掌握增信服务机构的实际收费情况，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为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划定了明确的红线。

按照这一要求，助贷业务的综合融资成本（贷款利息 + 增信服务费 + 与贷款相关的服务费）所对应的年化利率将不得超过24%。这一上限的设定，旨在防止金融机构通过高息贷款获取超额利润，保护借款人的利益。

然而，在实践中，高息助贷业务却屡禁不止。不少助贷平台通过“24% + 权益”、电商分期等模式，继续将助贷业务的年化利率锁定在24%至36%之间。这些平台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监管，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所谓权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授信提额、贷款利率指定以及快速放款相关的权益，业界称之为“大权益”；另一类是与本地生活消费相关的各种权益，业界称为“小权益”。这些权益的设定，往往成为助贷平台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段。

记者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到，助贷平台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是因为它们找到了灰色操作空间。这些灰色操作不仅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也损害了借款人的利益。

首先，助贷平台通过技术手段，让借款人分别签订贷款合同、担保合同与贷款服务合同。一旦三份合同全部签订，助贷平台才向借款人展示贷款的所有息费。此时，借款人即便发现年化利率超过24%，也只能被动接受，助贷平台得以“蒙混过关”。这种操作方式，严重侵犯了借款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其次，助贷平台会在贷款业务加权年化利率设定方面“做文章”。它们采取“高低搭配”的方式，在确保贷款整体加权年化利率不高于24%的情况下，继续开展高息助贷业务。2025年，这些平台纷纷布局贷款金额较大、利率较低的车抵贷与房抵贷业务，以此拉低贷款业务整体加权年化利率，为高息助贷腾挪操作空间。例如，2025年下半年，邢强所在助贷机构的车抵贷（房抵贷）业务占比不到15%，但这类贷款业务的年化利率不超过8%，将整体加权年化利率拉低至23.5%。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高息助贷业务占比依然达到约25%。这种操作方式，虽然表面上符合监管要求，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2025年下半年，《规定》的出台，给高息助贷业务整治“打上了补丁”，使得上述灰色操作难以为继。《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包括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规定》还提出，线上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订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确认。这一系列规定，旨在提高贷款息费的透明度，让借款人清楚了解自己的贷款成本和风险。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规定》直接封堵了助贷机构通过费用拆分、息费不透明等方式模糊真实融资成本的操作空间，将压缩助贷机构的不合理收费空间，推动助贷行业发展转向合规与成本透明。这一转变，对于助贷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多位助贷机构人士向记者表示，《规定》使得高息助贷业务彻底无处遁形，只能全面退出市场。这是监管部门加强金融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的必然结果，也是助贷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3月16日起，邢强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整现有业务系统，重新梳理互联网贷款申请—审批—签订—放款的业务流程。尤其是在个人签订贷款合同前，业务系统需以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全面地呈现贷款各项息费收费标准、收费主体，以及贷款综合年化利率，并设置至少15秒的强制阅读时间。这一调整，旨在确保未来助贷业务操作符合新规要求，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系统调整与可靠性测试，必须在8月前完成，以确保未来助贷业务操作符合新规要求。”邢强说道。他深知，只有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行业务调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获得的一份助贷机构根据《规定》拟设计的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显示，其涵盖贷款本金金额；息费项目（包括贷款利率、其他费用、担保相关费率）以及其收费标准、年化利率与收取主体；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违约等原因造成的或有息费等。这份明示表旨在让借款人全面了解各个息费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与收费主体，贷款整体年化利率与逾期还款规则等，提高贷款息费的透明度。

邢强称，在这种情况下，助贷平台将难以再通过“24% + 权益”和“电商购物分期”等方式维系高息助贷业务。若助贷平台顶风作案，一旦被监管部门发现，很可能会要求相关银行暂停与助贷平台开展资金合作。这将给助贷平台带来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导致其倒闭。

新规落实引发争议

近日，邢强所在的助贷机构内部一直在争论一个关键问题：与贷款不相关的“小权益”是否需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并计入贷款整体年化利率。这一问题关系到助贷平台的业务模式和利润空间，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按照《规定》要求，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这一规定旨在防止助贷平台通过设置各种隐性费用来变相提高贷款利率，保护借款人的利益。

业务团队认为，小权益不属于与贷款相关的息费项目，可以继续收取，且无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与贷款整体年化利率。他们认为，小权益是独立于贷款业务之外的，不会对借款人的贷款成本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风控部门对此强烈反对，理由是小权益与贷款“捆绑”销售（借款人在申请获取贷款时需先购买小权益），容易被监管部门认定为“与贷款相关”，还是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与贷款整体年化利率更稳妥。他们担心，如果不将小权益纳入监管范围，可能会引发监管风险，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间，有人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即不再将小权益与贷款捆绑销售，而是将小权益放在贷款申请页面醒目位置呈现，吸引借款人自主购买。这一方案试图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保留小权益带来的收入。

然而，以往的运营数据显示，一旦小权益与贷款没能捆绑销售，借款人的购买率不到1%，几乎是“聊胜于无”，无法给助贷平台带来收入。这一现实问题，使得折中方案的可行性受到质疑。

目前，他们都在等待合规部门给出的最终意见。为了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合规部门正在打听了解其他助贷平台的具体做法，以及相应的监管动向。他们希望通过借鉴其他平台的经验，制定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应对策略。

作为一家助贷机构运营总监，张林更关心的问题是，一旦借款人违约罚息导致贷款整体年化利率突破24%，引发借款人投诉助贷平台“变相”玩转高息业务，他们该如何妥善应对。这一问题关系到公司的声誉和客户满意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月18日，贷后管理部主管找到张林，指出若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容易引发客户投诉。客户投诉不仅会影响公司的形象，还可能导致监管部门的关注和处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损失。

记者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到，为了控制贷款风险，助贷平台会对个人信用评级相对较低的借款人执行顶格的年化利率24%（包括担保费、服务费与贷款名义利率）。一旦借款人出现逾期罚息，且罚息被计入贷款整体年化利率，将直接突破24%的政策上限。这一情况，给助贷平台的贷后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尽早找到妥善解决方案，张林近日召集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与合规部门举行了两次会议。目前拟定两项解决方案：一是将贷款年化利率调低至22%附近，给罚息计入贷款年化利率预留空间，并确保贷款整体年化利率在24%以内；二是在弹窗方式呈现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相关信息时，特别提示“罚息或导致年化利率略超过24%”，借款人需先确认同意，才能签订贷款合同。这两项方案各有优缺点，需要进一步评估和讨论。

合规部门对此质疑：若监管部门认为罚息应计入贷款整体年化利率，且不得超过24%，第二项解决方案存在违规风险。他们担心，如果选择第二项方案，可能会面临监管部门的处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损失。

紧急加收坏账分担保证金引发连锁反应

令张林没想到的是，新规还产生了出乎行业意料的多米诺效应。这一效应不仅影响了助贷平台的业务运营，也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一周，他收到两家合作持牌金融机构的紧急加收保证金通知：一家中小银行要求他们按现有助贷合作金额的5%，在两周内追加缴付高息助贷业务坏账风险共担保证金；另一家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直接要求他们先追加缴付100万元坏账风险共担保证金，一旦这笔钱在3月底未能到账，将暂停相关高息助贷业务合作。这一要求，给助贷平台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此举背后是持牌金融机构在提前应对潜在坏账压力。由于年化利率在24%至36%区间的借款人，其自身经济状况往往较为脆弱，长期以来多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周转。未来，高息助贷业务空间被大幅压缩，一旦这些借款人无法获得新资金来偿还旧债，相关贷款的逾期与坏账风险将显著上升。持牌金融机构为了防范风险，不得不要求助贷平台追加保证金。

“为了维持助贷资金合作，已有助贷平台增加了保证金，甚至个别助贷平台的实控人自掏腰包，先把这笔钱交上去。”张林说道。他所在的助贷机构向两家持牌金融机构承诺，月底前会缴纳新的保证金。这一举措，虽然暂时缓解了与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压力，但也给助贷平台带来了更大的资金负担。

近日，张林所在的助贷公司开会决定调整催收策略，针对高息助贷业务客群加大金额回收力度。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催收工作，降低贷款的逾期率和坏账率，减少公司的损失。然而，这一举措也可能会引发借款人的不满和投诉，给公司带来新的风险。

他直言，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助贷平台若要生存下去，需要加快业务转型步伐——要么出海，拓展海外市场，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要么将客群全面转向“年化利率24%以下”，专注于低利率、低风险的业务领域。然而，业务转型需要时间，部分中小助贷平台却已来不及。

邢强了解到，多家规模在100亿至200亿元、专注高息助贷业务的中小助贷平台已陷入业务停滞。这些平台由于业务单一，缺乏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在监管新规的冲击下，难以迅速调整业务模式，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王蓬博表示，《规定》的施行，势必会显著加快助贷行业优胜劣汰的进程。依靠息费不透明、变相收费、高成本获客维持运营的助贷机构将快速失去竞争力，加之资金方合作门槛同步抬升，整个助贷行业资源将向定价规范、风控能力强、披露合规的头部机构集中，行业出清节奏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将有助于推动助贷行业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邢强为化名）

（作者 陈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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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植

高级记者。长期关注银行、保险、外汇、黄金、企业出海、科技金融、产融结合等领域报道，敏锐深入洞察全球经济趋势与中国经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