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写回忆录时骂遍了近代大批风云人物，但唯独对这两人始终保持着高度崇敬

参考文献：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出版社，1974年；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中央军委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六位军事家公告，1989年11月；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最早陨落的军事家蔡申熙》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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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3日凌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家官办养老院里，气温已跌至零下十几度。

82岁的张国焘躺在病床上，夜里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一起弄落到了地板上。

他数次按铃呼叫护士，始终无人应答。整间病房里，只有寒风从门缝里一点一点透进来。

就这样，他在漆黑的严寒里，一个人撑过了漫漫长夜。到凌晨5时，当家人赶到病院，他已去世多时了。

这位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历史人物，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悄然告别了世界。

他死后的丧葬费，三个儿子拿不出来，最终由彼岸的蒋经国得知消息后，电汇了3500美元，才办完后事。

从曾经统帅十万精兵、令各方侧目，到无力自筹身后钱、子女出不起葬礼费，人生的落差，就是这么大。

他这一生，留给世界的遗产，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

这部书里，他把几乎所有的昔日同僚都点了名，笔墨之间，刻薄者不在少数，诋毁者亦有之。

从上海、广州到延安，凡是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几乎都没能逃过他这支笔。

然而翻遍全书，有两个人的名字，他始终没有落下半句坏话。

每一次写到这两人，笔调都截然不同——不是审视，不是怀疑，是真心的尊重，甚至是钦佩……

[一]【从创党元老到异乡孤魂】

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放在同辈人里，实属罕见。

1921年，他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那一年，他才24岁，风华正茂。在中共一大上，他担任了会议的记录工作，算得上是核心参与者之一。

此后，他先后主导工人运动，参与红军早期建设，职务历来不低，在早期党内的话语权极强。

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投身劳工运动，参与组织了多起重大工人罢工行动，在党内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威望。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在党内早期领导层里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相对稳固的资历地位。

然而，他真正的出彩时期，是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

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张国焘以领导人的身份主持大局，手握数万人马，权力一度达到顶峰。

那时候他手里的兵力、地盘，在整个红军体系里数一数二，论声势，不可谓不大。那段日子，他是真正风光过的。

然而，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从他最得意的那段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根——野心大过格局，权力欲压过大局观。

他牢牢掌握着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大权，却始终把这份权力视作个人的筹码，而不是革命的工具。

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在四川会师，本是革命力量大合流的历史时机。

张国焘却违背党中央的指示，坚持率部南下，不愿跟随北上方向。

这一步走错，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损失惨重，伤亡极大，大批干部战士折损于川康高原的漫漫雪山和草地之间。

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带部队重新北上，这时手里的兵力，已经折了大半。

1938年4月3日，张国焘以祭拜黄帝陵为名，从延安秘密出走，投向了戴笠主持的军统。

同月18日，党中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一步，他走了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离开之后的日子，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过。

国民党那边把他当棋子使，到了台湾地区，住所被强行征用，处境尴尬；辗转去了香港，做生意炒黄金，碰上金价大跌，折了一笔钱；妻子杨子烈上街买菜时摔了一跤，骨盆断裂，落下了残疾，从此走路一瘸一拐。

日子越过越难，钱越来越紧，这段岁月，对张国焘来说，是一段真正难熬的流离。

后来发生的事，特殊时期的风潮波及了香港，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大儿子张海威。

大儿子在当地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做工程师。

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儿子收入有限，实在不好意思拖累，便搬出来，住进了当地的免费养老院。

加拿大法律规定，65岁以上老人可享受政府福利救济，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维持生活，有时还能到中国餐馆吃一顿。

走投无路之下，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上门来，请他撰写个人回忆录，条件是每月支付2000港元作研究经费。

那时候的2000港元，对张国焘来说，算得上是雪中送炭。

他答应了，废寝忘食地写了整整4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

这是他晚年最主要的一门营生，也是他这一生里，唯一还能用来谋生的资本——他的记忆，和他曾经的那些经历。

[二]【一部在海外问世的回忆录】

1966年起，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这部回忆录的中文版权，开始连载，对外题名《我的回忆》。

从1971年到1974年间，该书陆续分三册出版单行本，正式在香港公开发行。

这部书问世之后，成了张国焘晚年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此后十余年，他一家人的日子，基本上靠这部书的版权费维系。

《我的回忆》全书跨度极大，从五四运动一路写到抗战时期，记录了大量他亲历的党史细节，人物涉及之广、事件跨度之长，在同类著作中实属少见。

书中，他从自己幼年写起，经历了民国成立、五四运动、建党初期、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直写到红军时期的鄂豫皖苏区与长征，笔墨细密，对早期党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张国焘在党内长期担任要职，书中确实保存了一些难以从其他渠道查到的早期历史线索，这也是这部书在历史研究领域仍有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但这部书的性质，显然并不单纯。

书中，从上海时期的老战友，到延安时期的各路领导，只要与他有过交集，几乎无人能逃过他这支笔，轻则指摘，重则诋毁，大量描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

读过此书的人，大多有这样一个感受：这更像是一个落魄老人的发泄，借着历史叙述，把心里攒了几十年的怨气，一股脑倒了出来。

党内对这部书的立场很明确。事后，相关机构专门出书反驳，其中一本书名就叫《驳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长征篇》，逐条核实，对书中大量失实之处进行了系统批驳。

这部书在大陆长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流传，直到1980年才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正式出版内部版，后于1998年由东方出版社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名义再版，分三册公开发行。

这一前一后的出版经历，折射出党内对这部书的一贯态度：有参考意义，但不能照单全收。

从整部书的面貌来看，前半段记述建党早期、工人运动时期的内容，相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而越往后，尤其是涉及长征、南北分歧那段历史，情绪化的成分越来越重，主观偏见也越来越明显。

这部书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历史；它的局限，也在于它无法跳出作者自身的立场。

[三]【笔下无情，骂遍各方】

在《我的回忆》里，张国焘对党内人物的评价，向来不客气，这一点，在海内外读过这部书的人里，早已是共识。

从这部书的整体叙述逻辑来看，他把自己一生里几乎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旁人的刁难与压制。

在他的叙述里，自己始终是那个被辜负、被排挤的人，而周围的人，大多是阴险的、不可信赖的，或者是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的。

这种叙述模式，贯穿了整部书的后半段，越读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辩护"气息。

他写得最狠的部分，集中在长征时期那段两军会师、南北分歧的历史。

他把自己主张南下的那段历史，描述成了一段迫不得已的悲壮选择，把南下失利的责任推给了各种外部因素，而不是他自己的判断失误。

那几章读下来，满纸怨词，逻辑自洽，却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出入甚大。

正因如此，这部书在海内外出版后，引发了多位历史见证者的强烈反驳，其中不乏亲历者的回忆录与当时的历史档案对照。

党内随后出版的驳文，也逐一澄清了书中的失实之处。

而这部书在大陆长期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流通，也从侧面说明了党对这部书的基本态度——有参考价值，但不能当正史看。

就是在这样一部大量充斥着负面描述、几乎把所有人都说了一遍坏话的著作里，有两个人的名字，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坏话。

不仅没有批评，书中对这两人的记述，甚至带有几分真心的尊重与钦佩。

这两个人，不是他身边普通的从属，而是在红四方面军时期与他有过深度交集、在历史上真正留下过印记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