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运城畜牧中心副主任张斌被捉奸在床，90分钟后两条人命落地，没动手照样判死刑

参考来源：人民法院报《死刑犯戴罪“立功”疑点多　假戏真做均入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关于本案一审与终审的两份通报、中国新闻网、央视网、法制日报、山西晚报、法制晚报（澎湃新闻转载）。文中时间、职务、伤情、刑期与赔偿数额，以法院判决和上述报道为准；属于当地流传、未见判决记载的说法，单独标注。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6年12月24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运城市中心医院住院部，儿科病区的走廊上人不多。

冬天，探视的人少，护士站的灯亮着，几间病房的门虚掩着。

一间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屋里有张床。

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手背上扎着输液的针头，外衣外裤脱在一边。

推门的人站在门口，看了几秒，转身抓起桌上的玻璃杯，砸了过去。

杯子落在这个男人的额头上，血顺着眉骨往下淌。

砸杯子的人没再说话，退出房间，下了楼。

这个砸杯子的人，是这间办公室主人的丈夫。

床上那个男人，是他认识多年、一起搭过班子的“兄弟”。

这一天，运城人后来只记住了一串数字：12·24。

从那只玻璃杯落地，到住院部二楼的走廊上躺下三个人，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里，被砸伤的男人没有报警，没有找医院保安，也没有离开。

他坐在眼科门口的椅子上，掏出手机，一个接一个地打。

他打出去的每一通电话，都有人接。他交代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照办。

一个半小时后，这栋楼里抬出去的担架，不止一副。

而那个额头贴着纱布、从头到尾没碰过一把刀的男人，为这九十分钟付出的代价，要到四年之后才彻底算清。

【一】一条街上的两个副局长

运城在山西的西南角，盐池边上，古称河东。

城区不大，机关单位集中，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彼此大多照过面。

2001年，朱文军从运城市（现盐湖区）安邑办事处调到东城办事处，任副主任。

东城办事处的一把手，是张斌。

两个人就这样搭上了班子，性格都算开朗，很快处成了朋友。

法制日报后来的报道里，把这段关系称作“黄金搭档”。

这层交情，起初是很实在的。

张斌有个头疼脑热，懒得往医院跑，朱文军就让在运城市中心医院当护士的妻子李海芙开点药，下班捎回家，再由他送过去。

张斌自己去医院看病，李海芙也帮着安排，行个方便。

药是妻子开的，路是丈夫跑的，人情落在张斌身上。

几年下来，朱文军的妻子和张斌，也成了“好朋友”。

仕途在这几年里分了岔。

朱文军调到盐湖区物价局任副局长，级别仍是副科级。

张斌升了。

三十多岁出任东城办事处主任，在当年的河东大地不算多见；后来进运城市畜牧发展中心任副主任，成了副县级。

这个单位在多数通报里写作“运城市畜牧局”，两个名字，一套班子，同一个人。

办公室分开了，级别拉开了，两个男人的往来淡了下来。

张斌往中心医院跑的次数，没有淡。

畜牧发展中心管的是畜种、疫病、养殖项目，和医院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他去那里的理由，是看病、输液、拿药。

接待他的人，是儿科护士长李海芙。

这层关系，后来在起诉书里被写成四个字：关系暧昧。

四个字很克制，具体内容涉及隐私，法庭审理这一段时专门做了不公开处理。

在运城，张斌有一句口头禅，认识他的人大多听过——“怕什么，老子白道黑道都有人”。

这句话在当地不算空话。

法制日报的报道记下了两件事。

一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南风广场附近有一块地公开拍卖，张斌击败了多个带着现款的竞争者，以极低的价格拿到手，转手加价一百万元卖出。

另一件关于他的“黑道”。

所谓黑道并不神秘：他当东城办事处主任时，辖区里混着几个混混；他还在本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着“后台老板”，公司里有一批职员。

这些人认他的位子，也认他的出手。

他一个电话，人就来。

案发之后，一位同事对记者的评价只有一句：“做人太霸道，太张狂了，说话办事没党性没原则，天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同一篇报道里，朱文军得到的是另一套评价：真诚、热情、没架子、有大学学历、工作能力强。

两个人，一条街，两副面孔。

李海芙那边，家里的裂缝早就开了。

朱文军的家人后来回忆，早在一两年前，一向本分孝顺的李海芙像换了个人，每天早出晚归，双休日、节假日也不着家。

丈夫问她去哪儿，她答得简单——“信教了，教会有活动”。

朱文军为这事伤透了脑筋，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个究竟。

到了案发前一两个月，李海芙干脆搬回娘家。

丈夫去接，公婆上门劝，她的态度冷得像块铁：“只有一条路，离婚。”

一个护士长，一个物价局副局长，一个畜牧中心副主任。

三个人的位置摆在这儿，故事往哪儿走，已经不难猜。

难猜的是它收尾的方式。

不是民政局窗口的一枚印章，是医院二楼走廊上的五把刀。

【二】14时许：一只玻璃杯

2006年12月24日，冬至刚过两天。

天冷，住院部比平时安静。

运城市中心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之一，住院部楼道里挂着科室分布图。

眼科处置室在二楼，屋里摆着器械盘和几张诊疗床。

那天下午，这间屋子成了一个案发现场。

这天是星期日。

上午，张斌自己开着车到了运城市中心医院。

他上到儿科住院部，进了李海芙的办公室，躺到床上，挂上输液瓶，把外衣外裤脱了下来。

办公室的门关着。

一个副县级干部，跑到医院来输液，输在护士长的办公室里。

这个安排本身就不合常理。

可在那几年，他进出这间办公室，门是通的。

这个细节，在起诉书、一审判决、二审通报里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了三次。

它被反复确认，原因不在香艳，在于它是整起命案的引信——它决定了接下来推门进来的人会看到什么。

起诉书对这一段的表述是“14时许”，一审判决写的是“下午2时许”，两个说法指向同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后来被办案人员反复核对过无数次。

下午两点多，朱文军到了儿科住院部。

他是从家里赶来的，来找妻子。

起诉书的表述是：到市中心医院儿科住院部寻找其妻李海芙。

法制日报的记述是：房门紧闭，朱文军破门而入。

山西省高院的通报表述更克制：敲开门后，见状十分气愤。

门开了。

屋里是一张床，床上是一个人。

这个人和他搭过班子，他叫过兄弟，他让妻子帮忙开药、送药。

此刻这个人的外衣外裤不在身上，手背上扎着针。

一只玻璃杯，就在手边的桌子上。

朱文军抓起杯子，砸了过去。

杯子落在张斌的额头上，血出来了。

砸完之后，他没有再动手。

屋里有过一番争执，被人劝住。

朱文军转身下楼，回了家。

这是他能做的全部。

一只玻璃杯，一下，转身走人。

后来在法庭上，那只杯子成了他唯一的“凶器”，也成了辩方反复提起的“对方先动手”。

受伤的张斌留在医院。

李海芙陪着他，去了同一栋楼的眼科，处理额头上的伤口。

伤口在额部，血止住了，纱布贴上，前后不过十几分钟。

从儿科办公室到眼科处置室，走不了几分钟。

这几分钟里，张斌开始打电话。

他先拨了徐春龙的号，接着拨给郭晋生。

下午两点多到三点这一个小时里，运城市中心医院这栋楼里陆续来了人。

有从小区物业赶来的经理，有从房地产公司赶来的总经理，有从保安室赶来的保安队长，还有几个身上带着刀的人。

他们进来时没有人大声说话。

医院里本来就安静，冬天的下午更安静，走廊上只有输液架滚轮的声音，和护士站偶尔响起的电话铃。

伤者坐在眼科门口的椅子上等包扎。

来的人一个一个走到他面前，听他把事情讲一遍：谁打了他，用什么打的，打完就下楼走了。

讲完，他交代了一句话。

把物业的保安叫来，修理那个人。

“修理”这两个字，是他自己说的。

它不是“打一顿”，也不是“教训教训”。

它没有上限，没有刻度，也没有人追问它到底到哪一步为止。

这九十分钟里，他没有提过报警，也没有提过找医院保卫科。

他选择的是自己的人。

【三】九十分钟里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徐春龙。

徐春龙的身份，人民法院报写得很清楚：运城市聚宝房地产开发公司祥和家园小区物业经理。

他管着一个小区的大门、车辆、保安，管着一群听招呼的人。

祥和家园这个小区，物业和开发商都是聚宝的人。

物业经理这个位置，让他手底下常年有一支保安队；保安队的负责人，叫王岗。

第二个电话，打给郭晋生，聚宝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两个人先后到了医院。

跟徐春龙一起来的，还有柴文貌。

张斌把额头上的伤给他们看了，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说完，他指使徐春龙：叫物业公司保安到医院来，“修理”朱文军。

徐春龙没有犹豫，掏出手机，打给王岗。

王岗是祥和家园小区保安队负责人。

徐春龙在电话里交代的事很简单：老板有事，带上人，到中心医院来。

“老板”是谁，王岗清楚。

放下电话，他去了保安室的库房。

库房里有什么，后来在法庭上被一件一件点了出来：菜刀一把，管刀一把，砍刀一把。

三把刀，他全带上了。

临走前叫了两个人，马红革、吕杰。

三个人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往中心医院赶。

车上分刀。

菜刀给了马红革，砍刀给了吕杰。

王岗自己拿着那把管刀。

这个分法不是随手分的：菜刀劈，管刀捅，砍刀砍，谁拿哪一把，上车就定了。

另一条线上，张斌的司机杨运兵也到了医院。

他从车上取出一把砍刀。

从祥和家园到中心医院，出租车走的是市区主干道，中间要过几个红绿灯。

这段路，王岗他们跑得很熟。

到这一步，这栋楼里已经聚起了五个人、四把刀。

张斌觉得还不够。

他和李海芙做了一件事：把朱文军的手机号，先后报给了徐春龙。

一个人把情人丈夫的电话号码，交到自己手下手里。

这个动作在整起案子里最不起眼，也最致命。

它把“修理”这个模糊的愿望，变成了一个可以立刻拨出去的目标。

徐春龙当场就拨了。

电话通了。

法制日报的记载是，张斌让徐春龙给朱文军打电话，“问他想干啥”。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写得更冷静：徐春龙当即拨打了朱文军的电话，进行挑衅。

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吵到一半，徐春龙在电话里把朱文军约到了医院。

朱文军答应了。

这通电话，是把朱文军从家里重新叫出来的那根绳。

他砸完杯子，气已经消了一半，人也回了家。

电话追到家里，把他又拽了出来。

朱文军放下电话，从家里拿了一把菜刀，叫上邻居张建军，往中心医院赶。

菜刀是他自己带的，不是别人递的。

到医院门口，他碰上了李海芙的哥哥李海龙。

三个人一合计，一起上了住院部二楼，去眼科找张斌。

王岗那五个人到医院之后，没有直接上二楼，先在楼下等着。

楼上只有徐春龙一个人，站在处置室门口。

下午三点，朱文军三个人到了二楼。

眼科处置室的门开着。

从玻璃杯砸在额头上，到三个人站到处置室门口，中间九十分钟。

九十分钟里，一只玻璃杯变成五个人、四把刀；一个被捉奸的男人，变成一群人的“老板”；一个来捉奸的丈夫，变成被人约到医院的“目标”。

这九十分钟里，张斌一刀没动。

他只是打电话。

这九十分钟里，医院没有人报警。

张斌的额头上还贴着纱布，他的车停在楼下，他随时可以走。

他没走。

【四】“修理”这两个字有多重

事后复盘这九十分钟，最值得琢磨的不是刀，是那两个字。

“修理”不是一句气话。

气话说完就散了，说气话的人会坐在原地等伤口处理完，会回家，会第二天照常上班。

张斌没有。

他说完这句话，就开始安排人。

安排的方式，一层压一层。

他对徐春龙说，把保安叫来。

徐春龙对王岗说，老板有事，带人到医院。

王岗对马红革、吕杰说，走。

三层话，三个电话，中间没有一个人问一句“修理到什么程度”。

没有人问，本身就是答案。

在这个圈子里，老板说的话不需要翻译。

老板说“修理”，底下的人知道该带什么；老板报了手机号，底下的人知道该打给谁；老板坐在眼科门口等包扎，底下的人知道这事由他们办完，办完不必回报。

这三把刀，是从小区保安室的库房里拿出来的。

一个居民小区的保安室，库房里本该放手电、雨衣、对讲机、备用制服。

那天从里面拿出来的是菜刀、管刀、砍刀。

刀不是临时找的，是常备的；人不是临时凑的，是随叫随到的。

这个细节，比任何口供都更能说明张斌在那些人心里是什么位置。

祥和家园的保安队名义上归物业管，实际上是听他招呼的班底。

徐春龙一个电话，王岗就知道该带几个人、该带什么家伙、该往哪儿去。

从祥和家园到运城市中心医院，出租车跑一趟要多久，运城本地人清楚。

王岗带着两个人，从库房取刀，出门拦车，上车分刀，到医院下车，走楼梯上二楼，这一串动作做完，张斌额头上的纱布还没换完。

动作越快，越说明不是第一次。

张斌在这栋楼里有熟人，有面子，有车，有人。

他缺的只是一样东西：一个能替他出面的人。

两个电话打完，这样东西就补齐了。

九十分钟，放在医院里，只够挂完一瓶液。

放在这五个人身上，够从取刀、打车、分刀、上楼，一路走到处置室门口。

医院里的那个下午，照常运转。

护士在配药，医生在写病历，走廊上偶尔有家属提着暖瓶走过。

二楼眼科处置室的灯亮着，门口摆着几张塑料椅。

一个额头包着纱布的男人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身边站着物业经理、公司总经理、司机。

几个人低声说话，说的不是病情。

这栋楼里没有人觉得需要报警。

从两点多到三点，这栋楼没有响过一次警铃，也没有一个保安上来问过一句。

下午三点差几分，一楼大厅的电梯门开了。

五个人从里面出来。

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在住院部这种地方格外响。

他们没穿制服，手里提的东西用外套裹着。

他们上了二楼。

走廊尽头，处置室的门开着。

门里站着三个人，门外站着徐春龙。

门里这三个人手里只有一把菜刀。门外这五个人，四把刀。

没有人退。

张斌那会儿还在走廊的另一头。

额头上的伤处理完了，纱布贴好了，外套也穿整齐了。

医院大门就在楼下，车停在院子里。

他没有走。

他留在这栋楼里，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来得很快。

快到抢救室来不及做准备，快到第二天的报纸来不及排版，快到十一个家庭在同一个下午被同一件事撕开。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几分钟里发生的事，会让这栋楼在第二天登上山西所有报纸的头版；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从头到尾没碰过一刀的男人，往后四年要用什么去偿还这九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