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教授谈丧葬抚恤金差距：生命终点不应被身份鸿沟阻隔公平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历程。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心中一直怀揣着一个质朴的愿望：在世时待遇存在差异，尚可理解；但当生命走到尽头，身后的丧葬抚恤待遇总该趋于一致了吧？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摆在眼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企业退休人员以及城乡居民之间，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标准差距显著。结合郑功成教授长期以来对社保公平问题的深入关注与一系列观点，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倘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丧葬抚恤等待遇依旧因参保身份的不同而存在明显鸿沟，那么养老领域的制度二元结构，是否在最后这一关键环节都未能得到有效消除？

让我们先来清晰地了解一下当前的现状。当下的丧葬抚恤待遇，是依据参保身份来确定的，并非全国统一的标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离世后，抚恤金的核算基数较高，计发月数也较多，整体待遇水平相对较高；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的抚恤标准，尽管近年来通过政策调整有所提升，但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相比，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在不少地方，丧葬补助仅仅是一笔金额有限的固定补贴，保障力度明显不足。同样是为社会辛勤劳作一辈子，走完人生旅程后，留给家属的抚恤保障却仅仅因为当年参保身份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小的差距，这实在令人深思。

许多企业退休老人及其家属在谈及此事时，心中都充满了苦涩。老一辈的企业职工，年轻时在工厂里三班倒，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为建厂修路、发展实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地方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一辈子按时缴纳养老保险，然而到老了养老金却相对偏低。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等到百年之后，留给家人的抚恤补助与同年代参加工作的机关退休人员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大家并非盲目地进行攀比，而是内心感到委屈：同样是为国家奉献，同样奋斗了三四十年，同样按时参保缴费，为何在世时待遇有差距，离世后依旧存在差距，身份带来的区别对待似乎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这也是近年来广大企业退休群体和普通劳动者最为强烈的心声：社保制度应当尊重劳动贡献、工龄积累以及缴费年限，而不是固化身份等级。在世时，工资的差异可以由岗位、行业、职能等因素来区分，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普惠兜底制度，其本质应当是弱化阶层差异、弥合分配差距，而不是将这种差距延续到身后的保障之中。活着的时候，由于工资、缴费基数不同而形成待遇差异，这有历史形成的客观原因；但抚恤保障具有救济属性，更应当弱化身份标签，突出普惠、公平的特质。

郑功成教授长期坚持的核心主张十分明确：丧葬抚恤本身并不属于日常养老金的范畴，它的定位是给予逝者家属的帮扶和慰藉，是社会保障最后的温情兜底。其作用在于减轻家属办理后事的经济压力，缓解亲人离世带来的双重打击。因此，这项保障不应延续在职时期和退休之后的身份差别。在世时，因为工资、缴费基数等因素不同形成待遇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抚恤保障作为带有救济性质的保障，更应该摒弃身份标签，凸显普惠、公平的底色。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呢？其根源在于多年来养老制度的二元化历史路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实行两套体系并行，配套的抚恤政策也是分开制定，标准独立设计。后来，养老保险并轨改革逐步落地，参保规则逐渐统一，养老金的差距也在慢慢调节，但丧葬抚恤金作为配套政策，改革节奏相对滞后，没有同步跟上并轨的步伐，身份带来的待遇差别也就得以延续下来。

这里需要明确一个关键点：并不是说所有的抚恤标准都必须完全一致，一点差别都不能存在。合理的差别可以与缴费年限、缴费贡献适度挂钩，承认多缴长缴的贡献，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但现在大家所反感的，是身份优先于贡献的模式。仅仅因为退休前属于不同的系统，不看工龄长短、不看一辈子的缴费多少，就直接划定悬殊的抚恤上限，这显然脱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举个例子，一位工龄四十年的老工人和一位工龄同样四十年的机关退休人员，他们身后的抚恤待遇却相差甚远，家属很难从情理上接受这样的现实。

还有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群体，他们的困难往往更容易被忽视。这部分人群是社会中最庞大、最基层的劳动群体，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个体经营或基础务工等工作，收入不稳定，没有单位为其兜底，所有的社保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不少城乡居民一年只缴纳很低的居民养老保费，到老时养老金微薄，离世之后的丧葬补贴在很多地区只有一两千元，仅仅勉强能够覆盖火化、简单安葬等基础开支。一旦家里本身经济条件就不好，老人走后，这笔钱根本起不到多少托底作用。他们同样是社会保障覆盖的群体，同样辛劳一生、服务社会，同样应当获得一份有温度的身后保障，而不应该被制度边缘化。

从社保制度的长远发展来看，如果连丧葬抚恤这种兜底救济类待遇都无法突破二元结构、实现统一公平，那么老百姓对社保制度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就会持续降低。社保公平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贯穿参保、退休、养老、身后保障的全流程。在世时，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可以保留激励性，但离世后的抚恤保障应当回归普惠救助属性，优先照顾工龄和劳动贡献，彻底剥离身份特权。

当然，我们也需要理性地看待改革的难度。抚恤标准的调整，与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密切相关，还牵涉到各级财政的负担。全国上亿的参保人群，如果一步到位全部拉高标准，资金压力不容小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统一。但从郑功成教授一贯倡导的社保改革方向来看，改革需要有清晰的方向，要有持续推进的节奏，不能让身份鸿沟一直延续到保障的最后一环。

优化的思路并非简单地取消所有差异，而是将“身份决定待遇”的模式转变为“以缴费贡献、工龄挂钩为主，身份不再作为划分档次的核心依据”。逐步统一丧葬抚恤的核算框架，设置合理的上下区间，稳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落差。对于居民养老群体，可以稳步提高基础丧葬补助底线，守住最低保障线，避免普通家庭在失去亲人之后，还要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

社会保障的初衷是为普通人提供兜底保障，传递社会的善意。生有所养，逝有所安，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盼。在世时，我们追求养老金待遇逐步走向公平；当生命走到终点，丧葬抚恤这份最后的保障，更应该褪去身份标签，多一份人文关怀。

这项改革或许没有养老金调整那样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但它却是最能触碰人心的民生小事。很多家属所期望的并不是高额的补助，只是一份对等的尊重，一份不被身份区别对待的温暖。社保公平，应该贯穿人的一生，不该在最后的抚恤环节留下难以跨越的落差。

最后，想问问大家，你是否支持丧葬抚恤金淡化身份差别、逐步统一核算规则呢？你身边有没有家属因为抚恤标准差距而感受到落差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分享。

免责声明：本文是基于郑功成教授长期以来对社保公平相关观点的解读与分享，并不代表其本人原话，也不代表政策定论。丧葬抚恤相关调整方案，请全部以人社、财政官方发布文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