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大会定调“保医院生存”，医保控费策略迎调整

作者丨徽声在线 财经观察员 纳兰

在时隔十年后重启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一个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信号被释放出来。中央明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药品集中采购、医保支付方式以及资金使用政策，力求在保障医保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以及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这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一表述值得深入解读。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医保改革历程，控费始终是主线。无论是通过集采大幅降低药品价格，还是推行DRG按病种打包付费，亦或是开展飞行检查打击骗保行为，这些举措无一不直指医院的收入端。

而此次，医院良性运转被提升到与基金安全和群众负担同等重要的位置，其意图十分明确，即不能再一味地给医院施加压力，当务之急是让医院先存活下来，后续的发展问题才能有讨论的基础。

曾经盈利的医院为何陷入生存困境？

在过去，医院是不少地方的经济支柱，堪称“现金奶牛”。然而，随着医保控费政策的强力推进，许多地方的医院逐渐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医保控费的力度究竟有多大，一线医生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药品耗材集采让支架价格从万元级降至几百元，常用药物价格也低至几毛钱一片，患者确实从中受益。DRG和DIP按病种付费全面落地后，医保对每个病种设定固定的支付金额，超支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结余则可留用，本意是促使医院加强精细化管理，避免过度检查。

但经过几年的执行，管理红利逐渐消失，剩下的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按项目收费的时代，医院通过多开检查、多开药来增加收入，如今这条路被堵死，而人力成本、设备购置与更新成本、基建贷款等刚性支出却丝毫未减。三甲医院既要严格控制药占比和耗占比，又要保证门诊量、手术量和科研水平，收支缺口越来越大。

公开数据显示，到2025年，全国医院数量减少了551家，床位缩减了25.8万张，这是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同年，七成半的三甲医院自称处于亏损状态。上海今年的医改文件中，罕见地将防范公立医院欠薪和债务问题单独列出一条。多地三甲医院开始缩减行政后勤编制，国家卫健委要求年底前，三级公立医院行政后勤人员比例压减至15%以内，而部分医院此前这一比例超过30%。

一线医生的感受更为直接。DRG对绩效的严格限制，加上反腐行动对灰色收入的彻底清除，而基本工资又未上涨，其他收入大幅缩水，导致急诊、儿科、麻醉等科室全国缺口高达80多万人。

三者平衡并非放松控费，而是合理腾挪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医保控费要松绑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医保基金的规模是有限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增速已连续多年高于收入增速，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也在逐年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基金安全的底线不能松动，群众的就医负担也不能增加，腾挪的空间只能在中间环节寻找。

国家医保局在10月13日传达大会精神时，工作安排中透露出几个关键信号。一是全面推行DRG/DIP 3.0版，为手术机器人等新技术单独设立分组，不再与普通手术打包均摊费用，同时完善特例单议机制，避免医院因开展新技术而超支被扣钱。

二是加快落实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推动全国统一。这意味着诊查费、手术费、护理费等能够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项目，调价通道正式开启。

三是探索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支持新技术更快进入临床应用。

将这三条举措综合起来看，方向十分明确。集采和DRG不会停止，但不能仅仅将资金压缩在药价和耗材上，而是要将挤出的部分空间转移到医疗服务本身，让医生依靠技术获得合理收入，而不是依赖开药。以攀枝花这个公立医院改革示范城市为例，82项通用诊疗项目平均提价23.5%，104项复杂诊疗项目平均提价33.1%，检查类项目降价15.65%，医务人员稳定收入占比提升至50%以上。这就是典型的腾笼换鸟，检查费用降低，手术和护理费用提高，医院总收入不一定增加，但收入结构更加健康合理。

真正考验在于执行层面

方向确定后，落地实施并非易事。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直接涉及患者的切身利益，挂号费从十几元涨到几十元，患者首先会感觉看病贵了。尽管药费下降的幅度可能更大，但患者的感知远不如挂号费上涨那么直接。因此，调整的节奏和幅度如何把握，既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

财政补助能否及时跟上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本质决定了其应由政府兜底，但近年来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占比一直偏低，医院主要依靠自身经营收入维持运转。

此次大会提出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基层有了政策支持，那么大医院的补助方式如何改革还需要配套措施。此外，人事问题也不容忽视。将行政后勤人员比例压减至15%说起来容易，但具体哪些岗位可以裁减，哪些岗位需要保留，院长们各有考量。懂DRG核算和医保政策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涨薪，而只会简单填表的人员则可能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骨干医生也被挤走。

医保控费已经开展了七八年，第一阶段主要解决了看病贵问题中的虚高部分，药价水分被挤出，耗材回扣被打击，过度检查现象得到遏制。第二阶段则要解决医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将医院控成亏损企业，也不能让医生沦为单纯的打工机器。此次定调表明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开始踩刹车、调整方向。患者希望看得起病，医生渴望有体面的收入，医院需要生存下去，这三件事本就不应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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