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为郭德纲改编事件发声的三大理由

文丨徽声在线特约作者 魏春亮

在决定撰写此文前，我反复思量了整整一个上午。

我深知，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和事件发声，无疑会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可能招致无端的谩骂与指责。昨日，我不过是在微博上为郭德纲说了几句公道话，评论区便有人对我恶语相向，甚至给我扣上了“1450”的帽子。

然而，内心深处那股想要表达、想要澄清的冲动，却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让我无法忽视。为了摆脱这种内心的煎熬，我决定还是斗胆站出来，为郭德纲说上几句。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我并非郭德纲的忠实粉丝。相反，我对他的某些表演风格并不感冒。在我看来，郭德纲有时过于依赖“伦理梗”来博取观众一笑，这种手法显得颇为低级。因此，每当刷到郭德纲的表演时，我总是选择迅速划过。相比之下，我更欣赏赵炎马季、冯巩牛群等老一辈艺术家那些充满讽刺意味、寓意深刻的相声作品。

尽管如此，我依然决定为郭德纲发声。这并非出于对他个人的偏爱，而是为了捍卫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与艺术创作的多样性。

7月24日，郭德纲在饰演济公一角时，对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进行了改编，歌词如下：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哎耶。

然而，这一改编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有人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

举报者认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作为老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承载着铁道游击队员抗击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他们指责郭德纲“篡改”知名红歌，不仅歪曲了红色经典的原意，还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针对这一事件，我有三点看法想要阐述。

第一，从内容层面分析，郭德纲的改编是否构成对先烈的侮辱？

网络上有人声称，郭德纲的改编是对先烈的侮辱。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原本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而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部电影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甚至在某些情节中还融入了幽默元素。当电影中的众人唱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这充分展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整部电影中，真正牺牲的“先烈”只有一位。因此，将这首歌与“先烈”直接联系起来，显然有些牵强附会。更何况，电影本身就是虚构的，其插曲与“先烈”之间更是隔了一层又一层的距离。

此外，郭德纲改编后的歌词，其描写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原歌中的游击队员，而是仅仅保留了曲调和歌词的框架。后面的“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哎耶”等歌词，更是抽离了原来的语境，纯粹是为了搞笑而存在，并无戏谑游击队员之意。

因此，在我看来，一首为虚构故事而写的歌曲，一首本身就充满乐观精神的歌曲，被拿来制造欢乐，其精神脉络与原意并无冲突。我看不出这究竟侮辱了谁。

第二，从法律角度审视，郭德纲的改编是否构成对先烈的侮辱？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虽然入选过中宣部的“百首优秀歌曲”名单，具有特殊的地位，但它并非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歌曲，如国歌等。

换句话说，从法律层面讲，改编这首歌与侮辱先烈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

我这么说，并非认为红歌就可以随意被糟蹋。一首歌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改编时确实需要把握分寸。但“把握分寸”更多属于审美范畴的问题，而非一上来就可以随意扣上“侮辱先烈”的帽子。

如果非要较真的话，那我倒是想问问：

近年来，荧幕上充斥着各种抗日神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石头砸飞机等荒诞情节层出不穷。这些剧集将我们艰苦卓绝的抗战拍成了玄幻打怪升级的游戏，将浴血奋战的先烈塑造成了飞檐走壁的超人。这种对伟大抗战历史的无限歪曲和戏谑，又该如何定性？

这些抗日神剧是否构成了对先烈的“丑化”和“侮辱”？然而，它们却大多能够顺利通过审查、登上荧屏、收取广告费。

你见过哪个导演、编剧或演员因为拍摄这类剧集而被举报、被立案调查的吗？

相比之下，一首相声中即兴改了几句歌词却要被举报，而几十上百部把抗战史拍成笑话的电视剧却能正常播出。

这种双重标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第三，我们是否有必要对所有艺术创作都进行报备？

当然，文旅局立案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改红歌，而是因为这段改编没有事先报备，存在程序上的违法。

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规定，演出节目内容确实需要事先报批。然而，对于相声、小品等舞台艺术而言，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其“现场性”——

脱稿表演、现挂段子、不可预测性。

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的互动、接茬、现挂段子以及根据现场气氛临时调整内容等，都是这类艺术形式最鲜活、最吸引人的部分。

“现挂”的本质就是不可预测性。演员在上台前根本无法预知会遇到什么样的观众、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因此要求他们提前报备所有可能的即兴方向显然是不现实的。

难道要演员在上台前将所有可能的即兴方向都写成方案报上去吗？这显然不是创作，而是将活人往模具里塞、限制其发挥。

如果要求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唱段、每一次即兴发挥都必须事先写进报备材料里，那么相声就不再是相声了，而是变成了朗诵。

演员站在台上照着审批过的稿子一字不差地念，观众坐在下面听一场经过审核的“安全演出”。这样的表演还有什么趣味可言？

我至今都记得1984年春晚上马季先生那段经典的《宇宙牌香烟》表演。一个推销员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卖假烟，讽刺当年的虚假广告现象。

那段表演中有大量的即兴发挥、与现场的互动以及临场的现挂段子。甚至马季先生还在台上抽起了烟，为表演增添了几分真实感。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不要说马季先生的节目能否上春晚舞台了，光是他在台上抽烟这一行为就不知道要被举报成什么样子了。

几十年前可以接受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今却成了禁忌。

甚至都不用说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记得十来年前我读大学那会，在酒吧现场还可以听到有人唱“李伯伯要当红军，红军不要那伯伯”这样的歌曲，网上也到处流传着相关的视频。

那时候也没见谁去举报、觉得被侮辱了或者去立案调查。

当然，也没有谁因此受到了污染或不良影响。

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却成了难以触及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