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咒初中男同学将来娶个母老虎，不料十年后，我们成了夫妻

1991年的盛夏，炽热的阳光仿佛将整个豫北小县城的一中校园都笼罩在了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校园里的老槐树叶子被晒得蜷缩起来，树上的蝉鸣声震耳欲聋，好似要把教学楼的屋顶都给掀翻。我手里紧紧攥着半块还未完全融化的绿豆冰糕，站在教室后门的走廊下，而对面台阶上站着的林建军，正与我争得面红耳赤。

“林建军，你是不是脑子糊涂啦？”我气愤地将冰糕纸揉成一团，精准无误地砸向他的白T恤胸口，“老师明明讲了三种解这道数学题的方法，你偏要钻牛角尖，用那最麻烦的一种，你是被槐树花迷了心智吗？”

林建军不紧不慢地弯腰捡起我扔过去的冰糕纸，轻轻抖了抖，又毫不客气地朝我扔回来，那动作显得极为轻佻：“苏晓梅，你管得可真宽！我乐意这么算，总比你这道题算错强吧。刚才老师还点名批评你了呢，忘了？”

他的话就像一把利刃，直直地戳中了我的痛处。上周的数学小测，我确实因为粗心，把一道几何题的辅助线画反了，结果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粗心大意没脑子”。那可是我第一次考砸，心里本就委屈得不行，被他这么一说，火气“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我算错关你什么事！总比你天天逃课去操场打球强多了！老师说了，你下次再逃课，就叫你家长来，你知道不？”我气得踮起脚，凑到他面前，鼻子几乎都要碰到他的肩膀了。

林建军比我高半个头，他低头看着我的时候，睫毛在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他长得不算特别英俊，单眼皮，鼻梁挺直，嘴唇微微有点厚，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颗不太整齐的虎牙。

不过，班里不少女生都对他有好感，因为他篮球打得特别好，而且还会热心帮同学修自行车。可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从初一分班第一次和他同桌开始，就总是跟他拌嘴。

“我打球怎么了？至少我没算错题。”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那动作十分自然，就好像在揉一只炸毛的小猫。我猛地甩开他的手，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林建军！我诅咒你将来娶个母老虎！天天管着你，让你没办法打球，也没办法算题，看你还怎么嚣张！”这句话冲出口的瞬间，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大概是被气昏了头，又或许是青春期那点难以言说的别扭在作祟，我非要用最狠的话，狠狠地扎他一下，同时也扎自己一下。

林建军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眼神也变得深沉起来，他紧紧地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周围有几个路过的同学都停下脚步，偷偷地笑起来。我心里更慌了，梗着脖子瞪着他，可眼泪却不争气地在眼眶里直打转。

“行，苏晓梅，你这诅咒我记住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道，然后转身就走，那件白T恤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老槐树的阴影里，走得十分决绝，连头都没回一下。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冰糕棍，直到绿豆冰糕的甜水顺着手指缝流进袖子里，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到后悔。

可话已经说出去了，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那时候的我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少年人的一时气话，将来我们肯定会像班里其他同学一样，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谁能想到，那句随口咒出来的“母老虎”，竟然会在十年后，精准无误地落在我自己身上。

从那天之后，我和林建军开始了长达整整一个月的冷战。他不再跟我抢同桌的课桌，不再帮我捡掉在地上的笔，就算在路上遇见，他也会刻意绕开我。

我心里其实有点别扭，可又拉不下面子先低头。直到中考前一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破了这份僵局。

我家离学校有三里地，平时我都是走路上下学。那天放学的时候，雨下得像瓢泼一样，我没带伞，站在教学楼门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或者和朋友共撑一把伞离开，校门口的人越来越少，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就在我准备冒雨冲回家的时候，一把黑色的雨伞突然出现在我的头顶上方。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耐烦，却又隐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温柔：“哭什么哭，这点雨就把你吓成这样啦？”

我回头一看，只见林建军站在我身后，浑身都湿了一半，手里还紧紧攥着另一把折叠伞。他把那把伞塞给我，自己撑着大伞，说道：“走吧，我送你回家。”

一路上，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伞面上。林建军把伞大部分都倾向了我这边，他的右肩湿得能拧出水来。我看着他湿透的肩膀，心里就像堵了一团棉花，小声说道：“对不起，那天我不该咒你。”

他脚步顿了顿，侧头看向我，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下来，落在他的脖颈里。“没事，”他笑了，露出那颗虎牙，“万一我真娶个母老虎，那也是你咒的，你得负责。”

我脸一红，赶紧别过头，心里却悄悄泛起了一丝甜意。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这场暴雨里的伞，竟然会成为我们往后十年纠缠不清的开始。

中考成绩公布后，我考上了县一中的重点班，林建军也考上了，只是被分在了普通班。我们不在一个班，见面的次数自然就少了，但偶尔在校园里遇见，还是会点头打招呼。

有时候我去图书馆借书，会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阳光洒在他身上，汗水浸湿的球衣紧紧贴在背上，少年的身影显得格外挺拔耀眼。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偷偷写日记，把和他有关的小事都一一记录下来。比如他今天投进了一个漂亮的三分球，比如他帮我捡起了掉在楼梯下的笔记本，比如他看我时，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温柔。

初三那年的圣诞节，我用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精心挑选了一支钢笔，放在了他的课桌里。这支钢笔是黑色的，笔杆上还刻着一个小小的“林”字。我没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希望他能知道这份礼物是谁送的。

后来他在日记本里跟我说，那天他打开课桌，看到那支钢笔的时候，心里比投进绝杀球还要开心。他找了我好久，最后在图书馆门口拦住我，红着脸问：“苏晓梅，是不是你送的？”

我点了点头，脸烫得仿佛能煎鸡蛋。他把钢笔递给我，说道：“我不用，你留着用吧。我给你买了个礼物。”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个苹果，用红绳系着，苹果上还贴着一张小小的纸条，写着“平安喜乐”。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男生送的礼物，也是第一次真切地明白，原来喜欢一个人，是根本藏不住的，而且这份喜欢也一定会得到回应。

高中三年，我们虽然在同一所学校，却像两条平行线，偶尔才会有交集，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高一分文理班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他选择了理科。我们的教室分别在两栋不同的教学楼，每天早自习、晚自习，只有在去食堂或者操场的路上，才有可能遇见。

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加努力学习，因为我知道，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和他站在同一个高度。而他也变得更加勤奋了，不再像初中时那样经常逃课打球，每天都埋首在书本里，偶尔遇到不会的题，会跑到文科班来找我请教。

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班里的同学都拿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金童玉女”。我们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在彼此的眼神里，都能看到藏不住的情愫。

高三那年，学习的压力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天都要熬夜刷题，考试一场接着一场，成绩的起伏让人焦虑不已。我有一次模拟考失利，排名一下子掉了二十多名，我伤心极了，躲在学校后的小河边哭了一下午。

林建军找到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手里拿着一瓶热乎乎的奶茶，是我最喜欢的珍珠奶茶。他坐在我身边，默默地把奶茶递给我。我接过奶茶，喝了一口，温热的甜香顺着喉咙滑进胃里，可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苏晓梅，”他轻轻拍着我的背，声音很轻，却充满了坚定，“别难过，一次考试而已。你那么聪明，肯定能考上好大学。我也会努力，和你一起去同一个城市。”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时候的月光格外明亮，洒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神里满是认真。我点了点头，哽咽着说道：“好，我们一起去北京。”

我们约定好了，要一起考去北京，那个我们在课本里读过无数次的城市，那个充满了梦想和希望的地方。

为了实现这个约定，我们都拼尽了全力。每天早上，我们会在学校门口的早餐摊见面，一起吃油条豆浆，一起背英语单词；晚上晚自习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回宿舍，路上聊学习，聊未来，聊我们向往的北京。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异常，但却格外甜蜜。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携手走下去，直到高考，直到北京，直到永远。

可现实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我查完成绩，手都在不停地颤抖。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二本师范院校，虽然不是985、211，但也算是如愿去了北京。我兴奋地给林建军打电话，可电话一直打不通。

第二天，我才从同学那里听说，林建军高考失利了，比一本线低了十分，只能去一所本地的专科院校，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

我立刻跑到他家，他家在县城西边的老小区，房子很旧，墙皮都脱落了不少。我敲开门，看到林建军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一瓶白酒，已经喝了一半。他的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你来了。”他的声音十分沙哑。

我走到他身边，坐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到了嘴边，却又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本来想跟你去北京的，”他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可是我爸妈年纪大了，我妈身体又不好，家里需要人照顾。我只能留在本地，读专科。”

我心里一阵酸涩，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没关系，林建军，我们可以周末见面。我放假也会回来看你。”

他摇了摇头，伸手轻轻擦去我的眼泪，动作里带着一丝无奈。“晓梅，我们……算了吧。”

我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我们不合适，”他避开我的眼神，看向窗外，“高中三年，我们耽误了彼此太多时间。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能和你一起在北京发展的人。我留在小县城，没什么前途。”

“我不在乎！”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用力攥着，“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前途，我只在乎你。林建军，我们不要分开，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