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低效的异常行为识别技术仍在中国民航“屹立不倒”？

上一篇文章发布后，后台收到最多的留言并非质疑，而是这样一种声音——

"如果这套异常行为识别技术真的无效，为何能在中国民航系统存在如此之久？"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若您认同我上篇文章关于中国民航异常行为识别技术基本无效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剖析其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

安全剧场：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从某种角度看，国内民航采用的异常行为识别技术，本质上就是一场“安全剧场”的演出。

安全专家Bruce Schneier在2003年提出“安全剧场”概念时，或许未曾料到它能如此贴切地描绘二十年后中国民航安检的某些场景。

所谓安全剧场，即那些看似在保障安全，实则并未显著提升安全水平的措施。其核心目的并非防御，而是展示——向旅客展示专业形象，向上级展示工作成果，向舆论展示管理体系。

异常行为识别，正是这场剧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剧目”。

试想，一位安检员或安全员站在队伍旁，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位旅客，偶尔对某位旅客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这画面是否让您感到格外安心？是否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专业特工场景？

然而，正如上篇文章所述，微表情识别在科学上缺乏依据，异常行为观察易受确认偏误和自证预言影响，且真正的威胁者在总人群中的比例极低。依靠肉眼观察，与抛硬币决定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抛硬币更为公正，避免了种族歧视等偏见。

但问题在于，安全剧场恰恰是最容易“落地”的安全方案。

它无需复杂的技术设备，无需昂贵的系统改造，更无需漫长的制度变革。只需几天培训，一本手册，人员即可上岗，检查报告中便可写上“已部署行为识别人员XX名，覆盖率XX%”。

数据亮眼，汇报美观，领导满意。

然而，说安全剧场“完全无用”也过于片面。

它确实难以捕捉到受过专业训练的威胁者——这些人深知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情和体态。但对于临时起意的小角色，如想顺手牵羊、闹事或携带违禁品者，一个穿制服的人在旁注视，确实能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

用犯罪学的话说，这叫“情境威慑”。

因此，安全剧场的真实价值并非为零，但其价值被严重错配。我们将其作为“反恐利器”宣传和考核，但它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其实是“震慑小毛贼”。

草台班子的演出，吓唬的也是草台班子的观众。承认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分配资源。

利益结构：谁在维护这套体系？

任何一项制度能长期存在，背后必有受益者。这并非阴谋论，而是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常识。

异常行为识别在民航系统内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有人研究它，有人编写教材，有人开发课程，有人做培训，有人考核，有人评审，有人获得课题经费，有人靠它评职称。

这条链上的每个人，未必都是坏人。

他们可能真心相信这套东西有效——毕竟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传授它。当职业身份、专业权威、经济收入都与某套知识体系深度绑定时，人们很难承认自己一生所学可能是错误的。

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沉没成本谬误”加上“身份保护认知”。Kahan在2017年的研究中指出，当科学证据威胁到一个人的群体身份或职业认同时，人们倾向于拒绝证据而非修正信念。

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最激烈反对质疑异常行为识别的人，往往不是一线安检员（他们心里其实清楚），而是靠这套体系吃饭的培训师和教材编写者。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机制：信息不对称。一线安检员没有时间也没有渠道去阅读Barrett等人发表在《公共利益心理科学》上的68页系统综述，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主要来自内部培训。而培训内容的制定权掌握在谁手里？恰恰是那些利益相关方。

这不是恶意，但效果等同于恶意。

官方的焦虑：总得采取行动

我理解决策者的处境。

民航安全是零容忍的领域。一旦出事，便是惊天大事。在这种压力下，“什么都不做”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选项，即使“什么都不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理性的选择。

这就是所谓的“行动偏误”——面对不确定性，人类倾向于采取行动而非等待，即使行动本身并不能改善结果。Patt和Zeckhauser在2000年的研究中系统论证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框架里，当决策者面临的惩罚机制是不对称的（不作为导致的后果远大于作为导致的后果），行动偏误就会被放大。

翻译成人话就是：出了事，“我们已经部署了异常行为识别”比“我们评估后认为不需要”好交差一万倍。

因此，即使这套东西的科学基础摇摇欲坠，它依然有强大的制度需求。因为它解决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问责问题。

有没有用是一回事，有没有做是另一回事。

有效的方法为何难以落地？

上篇文章我提到了Ormerod和Dando在2014年研究的CCE方法（受控认知参与法），其识别率是传统方法的20倍。但我也说了，它很难大规模实施。

这里详细说说“难”在哪——尤其是在中国民航的语境下，这个“难”字的分量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得多。

先看一组数据。2024年，中国民航全年旅客运输量超过7.3亿人次。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白云机场、浦东机场，随便拎一个出来，高峰日旅客吞吐量都能轻松突破二十万。春运期间更不用说——那不是人流，那是人浪。

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

CCE方法要求安检人员与旅客进行有质量的对话，哪怕压缩到最简版本，每次筛查至少也要额外增加一到两分钟。一条安检通道高峰期每小时处理两三百人，你给每个人多加一分钟试试？队伍会排到停车场。

Ormerod和Dando的实验是在欧洲8个国际机场进行的。欧洲机场什么体量？伦敦希思罗，全欧洲最繁忙的机场，2023年年旅客量大概7900万。听起来很多对吧？但这个数字还不到首都机场加大兴机场总量的一半。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是公认的安检标杆，用的就是对话式深度筛查——但它2023年全年旅客量大约2500万，相当于白云机场一个季度的活儿。

体量决定方法论。你不能拿精品咖啡馆的冲泡标准去要求瑞幸的出杯速度。

第二，能力门槛。即兴提问、快速判断叙述一致性、识别认知负荷信号——这些能力不是三天培训班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持续的、高质量的专业训练，而且需要筛查人员本身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

第三，标准化困难。传统的行为观察可以写成清单——“注意观察是否有过度出汗、眼神闪躲、频繁小动作”——简单粗暴，容易考核。但CCE本质上是一种对话艺术，你很难把它标准化成一张打勾的表格。而我们的管理体系，特别喜欢打勾的表格。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真正的悖论回来了：有效的方法很难大规模实施，而容易大规模实施的方法恰恰是无效的。

而且在中国民航的体量下，这个悖论被放大了十倍。任何增加单人停留秒数的方案，都不只是“操作上不方便”的问题，而是运行效率的系统性灾难——延误、拥堵、投诉、甚至踩踏风险。在春运级别的流量面前，“每人多聊两分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物理上不可能的问题。

这个悖论没有简单的解。但“没有简单的解”不等于“所以我们继续用无效的方法”。

那该怎么办？

我并无资格兜售什么解决方案（卖解决方案的人往往就是上面说的利益相关方）。但有几个方向，我觉得至少值得在内部认真讨论：

停止将资源浪费在已被反复证伪的技术上。微表情识别应从培训体系中退场。这不是激进，而是尊重科学。将省下的课时用于真正有证据支持的技术上，哪怕只是最基础的访谈技巧训练。

建立真实有效的评估机制。不是“今年培训了多少人”“覆盖了多少航班”这种过程指标，而是“这套方法到底识别出了多少真实威胁”的结果指标。如果一个项目运行了十年都拿不出像样的效果数据，那它存在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承认威慑价值，但别把它当反恐工具卖。行为观察对机会性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不必否认。但应该诚实地将其定位在“日常治安辅助”的层级，而不是包装成“反恐安全屏障”。定位对了，资源配置才能对；定位错了，就是拿切西瓜的预算去屠龙，两头都耽误。

在高风险航线和场景中试点循证方法。不需要全面铺开——以中国民航的体量，全面铺开CCE在现阶段就是天方夜谭。但可以在国际航线、敏感航线、或者旅客流量相对可控的中小机场先试。体量小的地方，反而是验证新方法的天然实验室。精品咖啡馆做不了瑞幸的量，但瑞幸也可以开一条精品产线。

保持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但同时保持审慎。AI辅助行为分析正在快速发展，但在引入任何新方法之前，先问一句：它的效果经过独立的、公开的、可重复的科学验证了吗？别让下一代“微表情”换个马甲又进来了。

最重要的是，允许内部讨论。当一线人员说“这玩意儿没用”的时候，不要把他们当刺头。他们可能比坐在办公室里编教材的人更接近真相。

最后

孔子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我们这个行业最不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伪科学之上的虚假安全感。它不会保护任何人，但它会让我们在真正需要改变的时候，丧失改变的勇气和动力。

毕竟，承认“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可能没用”，比承认“我们什么都没做”，需要更大的勇气。

但这恰恰是科学精神的起点。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听，继续培训，继续考核，继续写总结——反正安全剧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不出事，永远不会有人质疑演技。）

全文完，如果觉得不错请关注与三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