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交还中国大片领土，俄罗斯人为何视其为罪人？

1991年12月的莫斯科，寒风刺骨，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度。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指针依旧在转动，但那个曾经让半个世界为之颤抖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商店橱窗空空如也，面包店前排起了长龙，人们裹着厚重的外套，在凛冽的寒风中跺脚取暖。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确定今晚能否买到一块黄油来果腹。

就在这个寒冬，61岁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他身材高大，银发苍苍，步伐矫健，声音洪亮，喜欢在公众场合挥舞拳头。这位出身于乌拉尔地区农民家庭的男人，一生都在打破常规。年少时，他因偷玩手榴弹而炸掉了左手的两根手指，但他从不掩饰，这种近乎粗犷的坦率，后来成为了他独特的政治标志。

然而，执掌一个国家，远非拆解一颗手榴弹那么简单。

俄罗斯联邦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苏联解体时，留下了高达一千亿美元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为零，甚至驻外使馆的电费都拖欠了数月。卢布在国际市场上毫无价值，国内工厂纷纷停工，铁路运输时断时续，远东地区的居民不得不依赖从中国倒爷手中购买的方便面来维持生计。1992年1月，叶利钦政府放开了物价管制，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调配资源。然而，政策实施当天，莫斯科街头便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商店门口的长队消失了，不是因为货架充实，而是因为价格一夜之间飙升了五倍甚至十倍，普通人根本无力承担。

这就是后来被经济学家反复研讨的休克疗法。该方案由一位名叫盖达尔的年轻人主导，他年仅35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宛如大学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坚信，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彻底放开价格、贸易和国企私有化，让旧体制彻底崩溃，市场才能带来新生。理论上或许并无大错，但现实中的俄罗斯，却远未准备好承受这种剧痛。

通货膨胀如同一头失控的野牛，肆意横冲直撞。1992年全年，物价上涨了26倍。1993年，更是飙升了9倍多。银行里那些印有列宁头像的存折，积蓄了一辈子的财富，原本足以购买一辆伏尔加轿车，如今却连一箱伏特加都换不到。退休老人玛利亚·伊万诺夫娜住在圣彼得堡一间漏水的公寓里，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按黑市汇率折算，大约只有三美元。三美元在当时的俄罗斯能做什么？勉强够买两公斤最便宜的通心粉，或者乘坐十次地铁。至于肉和黄油，那已经是奢侈品了。她翻出了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用一块旧手帕包裹着，前往跳蚤市场。勋章卖了五千卢布，勉强够她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却是另一番景象。

莫斯科河畔的赌场内，香槟酒源源不断。身着阿玛尼西装的年轻人挥金如土，身边的女伴挎着爱马仕包，手指上的钻戒大得如同玻璃珠。这些人大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眼神锐利，手腕通天。他们的发家之路如出一辙：趁着私有化的浪潮，以极低的价格将国有的油田、矿山、冶金厂收入囊中。如何操作？政府将国有企业折算成股份，进行凭证私有化，每位俄罗斯公民都能分到一张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支票。听起来美好，但普通人连明天的面包都买不起，谁还会在乎那张纸片？于是，那些嗅觉敏锐的人驾车下乡，挨家挨户收购这些支票，花费不多便积攒了一大把。几年后，当初以几千卢布购得的股份，已经价值上亿美元。

这些人便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原本从事数学研究，后通过倒卖汽车发家，最终控制了俄罗斯的电视台和石油公司。霍多尔科夫斯基，共青团干部出身，凭借倒卖电脑和日用品起家，三十岁出头便成为梅纳捷普银行的大老板，后又吞并了尤科斯石油公司。还有阿布拉莫维奇，孤儿院长大的小伙子，头脑灵活，跟对了人，一步步壮大石油生意，最终买下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宠儿。

当寡头们的奔驰车队在莫斯科大街上呼啸而过时，普通人却在地铁站里变卖家中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这种撕裂感，比寒冬更加刺骨。

叶利钦的困境远不止于经济。车臣地区，自古以来民风剽悍，苏联解体后，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趁机壮大，宣布独立。1994年12月，叶利钦派兵进入车臣，本以为能迅速平定，结果却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格罗兹尼变成了绞肉机，俄军的坦克在狭窄的街道中被火箭筒一辆辆击毁，阵亡数字不断攀升，抬回的棺材越来越多。母亲们在征兵站门口痛哭流涕，士兵的母亲委员会甚至前往前线将自己的孩子带回家。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双方死伤数万，最终以俄罗斯实际上撤军告终，车臣问题悬而未决。这场战争使叶利钦在普通民众中的声望跌至谷底，人们不仅认为他无能，更认为他冷血。

与国内的混乱相比，叶利钦在外交上的失误同样令人唏嘘。

他刚上台时，一心向西靠拢。访问美国，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满口民主自由，赢得满堂喝彩。与克林顿称兄道弟，一同前往餐厅吃披萨，私下里相谈甚欢。叶利钦以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便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大家可以平等相处，共同赚钱。然而，华盛顿的想法截然不同。冷战虽然胜利，但赢家追求的是彻底的安全。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虽然倒下，但手中仍握有数千枚核弹头，谁也无法保证它不会再次崛起。因此，嘴上说着伙伴，手上却从未停歇，北约东扩的步伐反而加快。1994年，北约推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开始吸纳原华沙条约组织的中东欧国家。叶利钦当时便急了眼，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拍了桌子，称自己感觉被欺骗了。但拍桌子又有何用？国力虚弱至此，除了言语上的抗争，什么都阻止不了。

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也远未达到预期。克林顿政府虽然批准了一些贷款，但条件苛刻至极，而且大部分援助资金并未流入俄罗斯政府手中，而是直接进入了美国顾问公司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账户。这些机构派遣了一批又一批专家前往莫斯科，教导俄罗斯人如何搞市场经济、如何建立股票交易所、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教室里讲得头头是道，一出门看到的却是破败的城市和被洗劫一空的工厂。俄罗斯人并非愚昧之辈，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依赖他人施舍，永远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

就在叶利钦内外交困、几乎走投无路之际，他将目光转向了东方。

1992年的中国，与苏联解体时的混乱截然不同。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刚刚吹遍全国，深圳的工厂内机器轰鸣，上海的浦东新区塔吊林立，大街上的年轻人穿起了牛仔裤，商店里的商品日益丰富。虽然人均GDP仍然不高，但那股蓬勃向上的势头，有目共睹。

叶利钦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邻居的变化。早在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便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有所耳闻。如今轮到自己当家，面对一堆烂账和一个破败的国家，他意识到与中国搞好关系已经不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实际上，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冷淡了近三十年。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两边的马克思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后来甚至发展到了边境武装冲突。1969年珍宝岛的枪声响起时，两国一度走到了战争边缘。虽然后来关系逐渐缓和，但那种互不信任的感觉，却深深埋藏。

叶利钦要做的，便是彻底打破这块坚冰。

打破冰层的第一步，便是解决边界问题。

中俄之间的边界线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之一。这些边界的划定，要追溯到一百五十年前。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沙俄从清帝国手中割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人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后来苏联时期虽然进行过几次边界谈判，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争议地区多达几十处，大的如黑瞎子岛，小的只有几公顷的沙洲，但涉及国家主权，每一寸都难以让步。

叶利钦深知这段历史，但他更清楚，如果俄罗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与中国的关系便永远无法改善。而一个敌对的、拥有漫长共同边界的中国，是虚弱俄罗斯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他需要边界安宁，需要节省有限的军费，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以便腾出手来处理车臣问题和经济危机。1992年12月，叶利钦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阵势惊人。代表团成员多达二百五十人，包括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原子能部长、十几个州的州长以及上百个企业家。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跑道两侧的积雪尚未完全融化，叶利钦身着厚重的呢大衣，迈着他特有的大步走下舷梯。

谈判过程并不轻松。边界问题涉及几十个具体地点，每一个都需要对照历史文献和实际地形反复敲定。有时为了一个江心小岛的归属，双方专家能争论一整天。但叶利钦的态度明确，他不想拖延。后来的东段边界协定，明确了两国边界百分之九十七的走向，剩余的争议地段也确立了继续谈判的机制。那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岛屿，包括抚远三角洲，即黑瞎子岛的一部分，其归属问题也在这个框架下逐步得到解决。总数涉及的土地面积大约有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后来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莫斯科的报纸以大号字体刊登标题：叶利钦出卖了俄罗斯的土地。国家杜马中的反对派议员，尤其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恨不得当场弹劾总统。他们翻出十九世纪的地图，逐条比对，指责叶利钦是继戈尔巴乔夫之后的又一个大卖国贼。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此事，称这是对先辈浴血奋战的背叛。

叶利钦对这些指责的回应直接而坚定。他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土地一百多年来就未被实际控制过，争议持续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用一纸协议换来几千公里边界的永久和平，值得。但民间的情绪并未因此平息，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居民，有人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街头举着标语游行，上面写着：我们的祖先用血换来土地，你却用笔把它送走。这种声音在九十年代始终未断。

然而，在中国人看来，叶利钦的做法务实且值得尊重。那些争议了上百年的地段，终于有了白纸黑字的结果。边界安定了，互信才有可能建立。而中俄之间的互信，在之后的几年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边界问题一解决，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便如洪水般汹涌而来。

说到这个，需先交代一个背景。苏联解体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顶尖的军工体系。苏霍伊设计局的战斗机、米里设计局的直升机、金刚石设计局的防空导弹，这些都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王牌产品。但问题是，俄罗斯政府囊中羞涩。军费一砍再砍，军队连工资都发不出，哪还有钱购买新装备。那些设计局和兵工厂的车间成排停工，工程师和技师半年领不到薪水，很多人被迫到街边摆摊或为外国公司打零工。俄罗斯的军工精英们清楚，再这样下去，人才流失殆尽，整个体系将彻底崩溃。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或者说在俄罗斯的南边，中国军队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用精确制导武器和隐形战机打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高科技战争，伊拉克的苏式装备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场战争也深深震撼了北京的军事决策层。中国的装备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苏式底子，如果不想在未来的战争中重蹈伊拉克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升级换代。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能买到的先进装备极其有限。放眼全球，唯一可能的大门，便是俄罗斯。

双方一接触，便一拍即合。

中国最急需的是先进战斗机。当时解放军空军的主力仍是歼六、歼七这些基于米格-19和米格-21改进的机型，与美国的F-15、F-16相差至少一代。而俄罗斯的苏霍伊设计局手中有一张王牌，即苏-27战斗机。这款飞机在八十年代末才服役，双发重型，航程远，机动性强，能做出让西方飞行员瞠目结舌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其雷达和武器系统也远远超出了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

1990年，苏联尚未解体的最后时刻，中国便派人前往莫斯科洽谈购买苏-27的事宜。苏方一开始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买得起，但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团拿出了详细的采购计划。协议在苏联解体之前便已草签，叶利钦上台后，不仅没有推翻前任的军售承诺，反而进一步放宽了限制。

第一批苏-27在九十年代初交付中国空军，飞行员们在芜湖的基地里第一次坐进这种双垂尾重型战斗机的座舱时，那种震撼难以言表。更令西方观察家吃惊的是，俄罗斯不仅出售飞机，还同意转让生产线。1996年，双方签署协议，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引进苏-27的生产许可，开始在国内组装生产。这便是后来的歼-11。一个完整的战斗机生产线，从机身装配到雷达调试，全套工艺和图纸转让，这种深度在冷战时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防空导弹是另一个重点。S-300系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能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打击几十公里外的飞机和导弹。这套系统后来成为中国的区域防空主力，部署在台湾海峡沿岸和京畿重地，让任何潜在对手在考虑空中打击时都要三思而后行。中国在消化吸收S-300技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的红旗-9系统，这已是后话。

除了飞机和导弹，俄罗斯还出售了许多其他装备。基洛级常规潜艇，静音性能极佳，被北约称为大洋黑洞，中国一次便购买了好几艘。现代级驱逐舰，装备了号称航母杀手的日炙超音速反舰导弹，对于当时反航母手段有限的中国海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还有直升机、坦克夜视设备、战斗机发动机，零零总总，几乎涵盖了海陆空各个领域。

这种合作在当时的俄罗斯也引发了不少非议。有人说叶利钦在贱卖看家宝贝，有人担心养虎为患，技术转让过于彻底，将来中国学会后便会一脚踢开。但现实的选择是，如果不卖，这些工厂便会倒闭，那些顶尖的工程师便会流向美国或欧洲，到时候连卖的机会都没有。叶利钦本人是军工企业的大客户部长，每次有大单子，他都亲自过问，拍板放行。他知道这不光是生意，更是政治。

政治层面的关系升温迅速。1996年，叶利钦和江泽民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用词，不是联盟，不是同盟，而是协作伙伴，既有合作的诚意，又保留了各自的独立空间。这种关系的核心基础是：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的东方来平衡西方的压力，中国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来集中精力处理东南沿海的问题，双方各取所需。

1997年，江泽民访问俄罗斯。那次访问中，发生了一个细节，后来被中俄双方的当事人多次提及。当时叶利钦身体已经欠佳，感冒发烧接近四十度，医生建议他取消会见。但他摆摆手，硬是吃了退烧药穿上正装出来见面。他向身边的人解释，中国朋友大老远来了，不能让人家觉得怠慢。在那个会面中，叶利钦重申了一个原则性立场：俄罗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容讨论。对于当时正在经历台海危机的中国来说，这种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明确表态，分量不言而喻。

叶利钦这种雷厉风行甚至可以说冲动的个人风格，在中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这个人并不擅长复杂的算计和精密的布局，更擅长凭借直觉做出重大决定，然后赌上全部筹码。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这种赌博式做派常常搞砸，休克疗法导致超级通胀，车臣战争打得灰头土脸，对付寡头也显得犹豫不决。但在对华关系上，他的果断和直接却起到了正面效果。大方向一旦确定，便不犹豫、不摇摆，执行力极强。边界条约说签就签，军售大单说批就批，政治关系说升级就升级。

徽声在线援引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老教授的话，他在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访时表示，叶利钦在国内的失败和对华政策的成功，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内，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掏空的旧体制和一群毫无规则意识的玩家，在那种环境里，直来直去的性格反而容易被利用。但在外交层面，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在经历转型但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时，他的直接和守信反而赢得了尊重。

当然，在中国民间，对叶利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对苏联的印象还停留在修正主义和北极熊的阶段。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很多人抱着复杂的感情，既庆幸身边这个大块头邻居终于倒下，又对社会主义老大哥的陨落感到某种说不清的滋味。但随着中俄关系的迅速升温，叶利钦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具体：一个爱喝酒的、性格冲动但本质上不坏的俄罗斯老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轶事。有人说他访问中国时喜欢喝茅台，对那种酱香型的味道十分着迷，一顿饭能喝半斤。有人说他在参观景泰蓝工厂时，对一件工艺复杂的瓶子爱不释手，拿起来对着阳光反复端详，还开玩笑说这个得带回克里姆林宫去。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它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形象，与后来普京那种冷峻克制的风格截然不同。

但在俄罗斯，叶利钦始终未能摆脱卖国贼的骂名。

这种评价与他交还给中国的领土直接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那八年执政的整体失败。老百姓不太会区分外交和内政，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糟糕境遇。如果你让一个人丢了工作、丢了一辈子积蓄、儿子莫名其妙死在战场、每天排队买面包都排不到，那么他对外交上的任何让步都会更加愤怒。领土问题只不过是所有不满情绪的一个出口，一个最容易被鼓动的民族情绪的着火点。

九十年代末，莫斯科的一个独立民调机构进行过调查，叶利钦的支持率跌到了个位数，比戈尔巴乔夫还低。人们给他起了各种外号，酒鬼总统、克里姆林宫的幽灵、西部大傻瓜。1996年总统选举，他本来几乎输给了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后来靠着寡头们的媒体机器和大量资金支持，加上一系列见不得光的操作，才以微弱的优势翻盘。那场选举的公正性至今仍存在争议。

到了第二个任期末尾，他的健康彻底崩溃。心脏做过搭桥手术，肝脏因长期酗酒也出了问题，走路开始不稳，说话偶尔含糊。他频频在公众面前出状况，有一次在阅兵仪式上差点晕倒，被旁边的助理架住。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真空越来越大，内部斗争激烈，大家都在猜测谁会接班。

1999年8月，叶利钦做了一件改变一切走向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前克格勃官员做总理。这个人叫弗拉基米尔·普京，之前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后来调进莫斯科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在公众视野里几乎是个陌生人。叶利钦在电视讲话里说，普京是他的接班人，希望俄罗斯人民支持他。四个月后的12月31日，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叶利钦发表辞职演说，把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核按钮手提箱交给了普京。他对着镜头，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语气说，他请求俄罗斯人民的原谅，他没有带领大家走进他曾许诺的天堂，他为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道歉。

这个银发老头在克里姆林宫最后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坐进了黑色轿车，驶离了这片他统治了八年的权力中心。

退休后的叶利钦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里，很少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偶尔会去国外的疗养院住一阵。普京对他的前任给予了极高的尊重，下令保证他晚年生活的舒适和安全，还对叶利钦的家人下了特赦令，确保他们在法律上的平安。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至少比当年的赫鲁晓夫要体面得多。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76岁。俄罗斯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遗体安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供人吊唁。灵堂里摆满了白色的百合和红玫瑰，普京和各国政要轮流上前致哀。中国发去了措辞诚恳的唁电，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但他的墓碑前，一直没有太多鲜花。

新圣女公墓里，叶利钦的墓很特别。不是传统的东正教十字架，也不是苏联式的半身铜像，而是一面巨大的、由白色大理石和蓝色红色斑岩雕刻而成的俄罗斯三色旗。这面石头做的旗帜微微起伏，好像正在风中飘动。三色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也是他留给俄罗斯最复杂的遗产。他亲手把这面旗升起来，让它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取代了镰刀锤子红旗，但他没有让这面旗帜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路过的参观者有时候会在墓前驻足片刻。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大多面无表情，看一眼就走过去了。偶尔有来自中国的游客，会特意停下来，放上一支花，或者拍张照片。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人也许算不上伟人，但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安全了一些。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同一个人，同一双手，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做的事情，在伏尔加河畔被人唾骂，在长江边被人感念。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也许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楚，能说清楚的只有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及不同角落里普通人的不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