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交还中国大片领土，为何在俄罗斯被视为罪人

1991年12月的莫斯科，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度。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指针依旧在转动，但那个曾经让半个世界为之颤抖的超级大国，已然不复存在。商店橱窗空空如也，面包店前队伍如龙，人们裹着厚重的外套，在刺骨的寒风中跺脚取暖。未来何去何从，无人知晓，甚至今晚能否买到一块黄油，都成了未知数。

就在那个寒冬，61岁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他身材魁梧，一头银发，步伐矫健，声音洪亮，喜欢在公众场合挥舞拳头。这位出身于乌拉尔地区农民家庭的男人，一生都在挑战常规。年少时因玩弄手榴弹而炸掉两根手指，但他从不遮掩，这种近乎粗犷的坦率，后来竟成了他的政治标志。

然而，执掌一个国家，远非拆解一颗手榴弹那么简单。

俄罗斯联邦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苏联解体时，留下了高达一千亿美元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为零，甚至驻外使馆的电费都拖欠数月。卢布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国内工厂纷纷停工，铁路运输时断时续，远东地区的居民不得不依赖从中国倒爷手中购买的方便面度日。1992年1月，叶利钦政府放开物价管制，试图以市场之手调配资源。然而，政策实施首日，莫斯科街头便出现了诡异一幕：商店前的长队消失了，不是因为货架丰满，而是因为价格一夜之间暴涨五倍十倍，普通人根本无力承担。

这便是后来经济学家们反复探讨的“休克疗法”。主导这一方案的是一位名叫盖达尔的年轻人，年仅35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宛如大学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坚信，长痛不如短痛，先放开价格、贸易和国企私有化，让旧体制彻底崩溃，市场自然会带来新生。理论上或许无误，但现实中的俄罗斯，却远未准备好承受这种剧痛。

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肆虐横行。1992年全年，物价飙升26倍。1993年，更是再涨9倍多。银行里那些印有列宁头像的存折，存了一辈子的钱，原本足够购买一辆伏尔加轿车，如今却连一箱伏特加都换不来。圣彼得堡的退休老人玛利亚·伊万诺夫娜，住在漏水的公寓里，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按黑市汇率折算，仅约三美元。三美元在当时的俄罗斯能做什么？刚好够买两公斤最便宜的通心粉，或者乘坐十趟地铁。至于肉和黄油，那已是奢侈品。她翻出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用旧手帕包裹，前往跳蚤市场。勋章卖了五千卢布，勉强维持一周生计。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却是另一番景象。

莫斯科河畔的赌场内，香槟不断开启。身着阿玛尼西装的年轻人挥金如土，女伴挎着爱马仕包，手指上钻戒璀璨夺目。这些人大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眼神锐利，手腕通天。他们的发家之路如出一辙：趁私有化浪潮，以极低价格收购国有油田、矿山和冶金厂。如何收购？政府将国有企业折成股份，进行凭证私有化，每位俄罗斯公民都能分到一张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支票。听起来美好，但普通人连明日面包都难以保障，谁会在意那张纸片？于是，嗅觉敏锐者驾车下乡，挨家挨户收购这些支票，花费不多便积攒一大把。数年后，当初花费几千卢布收购的股份，已价值上亿美元。

这些人便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原为数学研究者，后倒卖汽车发家，进而控制俄罗斯电视台和石油公司。霍多尔科夫斯基，共青团干部出身，靠倒卖电脑和日用品起家，三十岁出头便成为梅纳捷普银行大老板，后又吞并尤科斯石油公司。还有阿布拉莫维奇，孤儿院长大，头脑灵活，跟对人物，逐步壮大石油生意，最终买下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成为伦敦上流社会宠儿。

当寡头们的奔驰车队在莫斯科街头呼啸而过时，普通人却在地铁站内变卖家中最后一件值钱物品。这种撕裂感，比寒冬更令人心寒。

叶利钦的麻烦远不止经济困境。车臣地区，自古民风剽悍，苏联解体后，当地分离主义势力趁机坐大，宣布独立。1994年12月，叶利钦派兵进入车臣，本以为能迅速平定，却陷入长达一年多的苦战。格罗兹尼沦为绞肉机，俄军坦克在狭窄街道中被火箭筒逐一击毁，阵亡数字不断攀升，抬回的棺材日益增多。母亲们在征兵站前痛哭流涕，士兵母亲委员会甚至奔赴前线，将儿子带回家。战争持续一年多，双方死伤数万，最终以俄罗斯事实上撤军告终，车臣问题悬而未决。这场战争使叶利钦在民众中的声望跌至谷底，人们不仅认为他无能，更觉得他冷血。

与国内的混乱相比，叶利钦在外交上的失误同样令人唏嘘。

他初上台时，一心向西靠拢。访问美国，在国会山发表演讲，大谈民主自由，赢得满堂喝彩。与克林顿称兄道弟，共进披萨，私下交谈甚欢。叶利钦以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便成为西方国家一员，可平等相处，共同盈利。然而，华盛顿的想法截然不同。冷战虽胜，但赢家追求的是彻底安全。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虽倒，但手中仍握数千枚核弹头，谁知何时会东山再起。因此，嘴上称伙伴，手上却未停歇，北约东扩步伐反而加快。1994年，北约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开始吸纳原华沙条约组织的中东欧国家。叶利钦当时便急眼了，在国际会议上拍桌而起，称自己感觉被欺骗。但拍桌又有何用？国力虚弱至此，除言语抗争外，别无他法。

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也远未如想象中慷慨。克林顿政府虽批准部分贷款，但条件苛刻至极，且大部分援助资金未流入俄罗斯政府手中，而是直接进入美国顾问公司和各类非政府组织账户。这些机构派遣一批又一批专家前往莫斯科，教授俄罗斯人如何搞市场经济、建股票交易所、写商业计划书。教室里讲得头头是道，出门却只见破败城市和被洗劫一空的工厂。俄罗斯人逐渐明白一个道理：靠他人施舍，永远无法填饱肚子。

就在叶利钦内外交困、几乎走投无路之际，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1992年的中国，与苏联解体时的混乱截然不同。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刚吹遍全国，深圳工厂机器轰鸣，上海浦东新区塔吊林立，大街上年轻人穿起牛仔裤，商店商品日益丰富。虽人均GDP仍不高，但那股向上的势头，有目共睹。

叶利钦并非未注意到这个邻居的变化。早在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他便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有所耳闻。如今自己当家，面对一堆烂账和一个破败的国家，他意识到与中国搞好关系已非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其实，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在此之前已冷淡近三十年。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双方马克思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甚至发展至边境武装冲突。1969年珍宝岛枪声响起时，两国一度濒临战争边缘。虽然后来关系逐渐缓和，但那种互不信任的感觉，仍深深埋藏。

叶利钦要做的，便是彻底打破这块坚冰。

打破冰层的第一锤，便是边界问题。

中俄边界线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之一。其划分可追溯至一百五十年前。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沙俄从清帝国手中割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中国人心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后来苏联时期虽进行过几次边界谈判，但一直未达成一致，争议地区多达几十处，大的如黑瞎子岛，小的仅几公顷沙洲，但涉及国家主权，每一寸都难以让步。

叶利钦深知这段历史，但他更明白，若俄罗斯继续在此问题上僵持，与中国关系便永远无法改善。而一个敌对且拥有漫长共同边界的中国，是虚弱俄罗斯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他需要边界安宁，需要节省军费，需要稳定大后方，以便腾出手处理车臣和经济危机。

1992年12月，叶利钦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阵势惊人。代表团成员多达二百五十人，包括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原子能部长、十几个州州长及上百位企业家。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跑道两侧积雪未完全融化，叶利钦身着厚重呢大衣，迈着特有大步走下舷梯。

谈判过程并不轻松。边界问题涉及几十个具体地点，每个都需对照历史文献和实际地形反复敲定。有时为一个小岛归属，双方专家能争论一整天。但叶利钦态度明确，他不想拖延。后来的东段边界协定，明确了两国边界百分之九十七的走向，剩余争议地段也确立继续谈判机制。那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岛屿，包括抚远三角洲即黑瞎子岛一部分，其归属问题也在此框架下逐步解决。涉及土地面积约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后来在俄罗斯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莫斯科报纸以大号字体打出标题：叶利钦出卖俄罗斯土地。国家杜马内反对派议员，尤其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恨不得当场弹劾总统。他们翻出十九世纪地图，逐条比对，指责叶利钦是继戈尔巴乔夫后又一大卖国贼。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此事，称这是对先辈浴血奋战的背叛。

叶利钦对这些指责反应直接。他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土地一百多年来便未实际控制，争议持续对谁都没好处，用一纸协议换来几千公里边界永久和平，值得。但民间情绪难以平息，尤其是远东地区居民，有人在哈巴罗夫斯克街头举标语游行，上面写着：我们的祖先用血换来土地，你却用笔将它送走。这种声音在九十年代始终未断。

不过在中国人看来，叶利钦做法务实且值得尊重。那些争议上百年的地段，终于有了白纸黑字的结果。边界安定，互信才有可能。而中俄互信，在之后几年里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建立起来。

边界问题解决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如开闸洪水，汹涌而来。

需先交代背景。苏联解体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顶尖的军工体系。苏霍伊设计局的战斗机、米里设计局的直升机、金刚石设计局的防空导弹，均与美国不相上下。但问题是，俄罗斯政府没钱了。军费一砍再砍，军队连工资都发不出，哪还有钱购买新装备。那些设计局和兵工厂成排车间停工，工程师和技师半年领不到薪水，很多人被迫摆摊或给外国公司打零工。俄罗斯军工精英们清楚，再这样下去，人才流失殆尽，整个体系将彻底崩溃。

而在俄罗斯南边或太平洋另一边，中国军队正处现代化十字路口。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用精确制导武器和隐形战机打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高科技战争，伊拉克苏式装备毫无还手之力。这场战争深深震撼北京军事决策层。中国装备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苏式，若不想在未来战争中重蹈伊拉克覆辙，便必须尽快升级换代。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能买到的先进装备极其有限。放眼全球，唯一可能的大门便是俄罗斯。

双方一接触，便一拍即合。

中国最急需的是先进战斗机。当时解放军空军主力仍是歼六、歼七这些基于米格-19和米格-21改进的机型，与美国F-15、F-16相差至少一代。而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手中有张王牌，即苏-27战斗机。这款飞机八十年代末才服役，双发重型，航程远，机动性强，能做出让西方飞行员瞠目结舌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其雷达和武器系统也远超中国当时技术水平。

1990年，苏联解体前最后时刻，中国便派人前往莫斯科谈购买苏-27事宜。苏方一开始不大相信中国人真买得起，但谈判桌上中国代表团拿出详细采购计划。协议在苏联解体前便草签，叶利钦上台后，非但未推翻前任军售承诺，反而进一步放开限制。

第一批苏-27在九十年代初交付中国空军，飞行员们在芜湖基地第一次坐进这种双垂尾重型战斗机座舱时，震撼难以形容。更让西方观察家吃惊的是，俄罗斯不仅卖飞机，还同意转让生产线。1996年，双方签署协议，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引进苏-27生产许可，开始在国内组装生产。这便是后来的歼-11。一个完整战斗机生产线，从机身装配到雷达调试，全套工艺和图纸转让，这种深度在冷战时期绝对无法想象。

防空导弹是另一重头戏。S-300系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能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打击几十公里外的飞机和导弹。这套系统后来成为中国区域防空主力，部署在台湾海峡沿岸和京畿重地，让任何潜在对手在考虑空中打击时都要掂量掂量。中国在消化吸收S-300技术基础上，后来发展出自己的红旗-9系统，这已是后话。

除飞机和导弹外，俄罗斯还卖了很多其他东西。基洛级常规潜艇，静音性能极佳，被北约称为大洋黑洞，中国一次便购买好几艘。现代级驱逐舰，装备号称航母杀手的日炙超音速反舰导弹，对于当时反航母手段有限的中国海军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还有直升机、坦克夜视设备、战斗机发动机，零零总总，几乎涵盖海陆空各个领域。

这种合作在当时俄罗斯也引来不少非议。有人说叶利钦在贱卖看家宝贝，有人担心养虎为患，技术转让太彻底，将来中国学会便一脚踢开。但现实选择是，若不卖，这些工厂便倒闭，那些顶尖工程师便跑到美国或欧洲，到时候连卖机会都没有。叶利钦本人是军工企业大客户部长，每次有大单子，他都亲自过问，拍板放行。他知道这不光是生意，更是政治。

政治层面关系升温也很快。1996年，叶利钦和江泽民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用词，不是联盟，不是同盟，而是协作伙伴，既有合作诚意，又留有各自独立空间。这种关系核心基础是：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东方来平衡西方压力，中国需要一个可靠后方来集中精力处理东南沿海问题，两边各取所需。

1997年，江泽民访问俄罗斯。那次访问中，发生一个细节，后来被中俄双方当事人多次提及。当时叶利钦身体已不太好，感冒发烧接近四十度，医生建议他取消会见。但他摆摆手，硬是吃了退烧药穿上正装出来见面。他跟身边人解释，中国朋友大老远来了，不能让人家觉得怠慢。在那个会面里，叶利钦重申一个原则性立场：俄罗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点不容讨论。对于当时正在经历台海危机的中国来说，这种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明确表态，分量不言而喻。

叶利钦这种雷厉风行甚至可以说有点冲动的个人风格，在中俄关系上表现明显。他不善于复杂算计和精密布局，更擅长凭直觉做出重大决定，然后赌上全部筹码。处理国内问题时，这种赌博式做派常搞砸，休克疗法搞出超级通胀，车臣战争打得灰头土脸，对付寡头也显得犹豫不决。但在对华关系上，他的果断和直接却起到正面效果。大方向一旦定下，便不犹豫、不摇摆，执行力极强。边界条约说签就签，军售大单说批就批，政治关系说升级就升级。

徽声在线报道，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老教授，在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叶利钦在国内的失败和对华政策的成功，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内他面对的是一个已被掏空的旧体制和一群毫无规则意识的玩家，在那种环境里，直来直去的性格反而容易被利用。但在外交层面，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在经历转型但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时，他的直接和守信反而赢得了尊重。

当然，在中国民间，对叶利钦的认识也经历一个变化过程。八十年代时，中国人对苏联印象还停留在修正主义和北极熊阶段。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很多人抱着复杂感情，既庆幸身边这个大块头邻居终于倒下，又对社会主义老大哥的陨落感到某种说不清的滋味。但随着中俄关系迅速升温，叶利钦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报纸和电视上，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具体：一个爱喝酒、性格冲动但本质上不坏的俄罗斯老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轶事。有人说他访问中国时喜欢喝茅台，对那种酱香型味道十分着迷，一顿饭能喝半斤。有人说他在参观景泰蓝工厂时，对一件工艺复杂的瓶子爱不释手，拿起来对着阳光反复端详，还开玩笑说这个得带回克里姆林宫去。这些故事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它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形象，跟后来普京那种冷峻克制的风格完全不同。

但在俄罗斯，叶利钦始终未摆脱卖国贼骂名。

这种评价跟他交还给中国的领土直接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他那八年执政的整体失败。老百姓不太会区分外交和内政，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糟糕境遇。若让一个人丢了工作、丢了一辈子积蓄、儿子莫名其妙死在战场、每天排队买面包都排不到，那么他对外交上的任何让步都会更加愤怒。领土问题只不过是所有不满情绪的一个出口，一个最容易被鼓动的民族情绪的着火点。

九十年代末，莫斯科一个独立民调机构做过调查，叶利钦支持率跌至个位数，比戈尔巴乔夫还低。人们给他起了各种外号，酒鬼总统、克里姆林宫的幽灵、西部大傻瓜。1996年总统选举，他本来几乎输给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后来靠着寡头们的媒体机器和大量资金支持，加上一系列见不得光的操作，才以微弱优势翻盘。那场选举公正性至今仍存在争议。

到了第二个任期末尾，他的健康彻底垮了。心脏做过搭桥手术，肝脏因长期酗酒也出了问题，走路开始不稳，说话偶尔含糊。他频频在公众面前出状况，有一次在阅兵仪式上差点晕倒，被旁边助理架住。克里姆林宫权力真空越来越大，内部斗争激烈，大家都在猜测谁会接班。

1999年8月，叶利钦做一件事，改变一切走向。他任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前克格勃官员做总理。这个人叫弗拉基米尔·普京，之前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后来调进莫斯科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在公众视野里几乎是个陌生人。叶利钦在电视讲话里说，普京是他的接班人，希望俄罗斯人民支持他。四个月后的12月31日，新千年钟声即将敲响，叶利钦发表辞职演说，把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核按钮手提箱交给了普京。他对着镜头，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语气说，他请求俄罗斯人民的原谅，他没有带领大家走进他曾许诺的天堂，他为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道歉。

这个银发老头在克里姆林宫最后停留不到一个小时，便坐进黑色轿车，驶离了这片他统治了八年的权力中心。

退休后的叶利钦住在莫斯科郊外官邸里，很少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偶尔会去国外疗养院住一阵。普京对他的前任给予极高尊重，下令保证他晚年生活舒适和安全，还对叶利钦的家人下了特赦令，确保他们在法律上的平安。这在俄罗斯历史上很少见，至少比当年的赫鲁晓夫要体面得多。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俄罗斯政府为他举行国葬，遗体安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供人吊唁。灵堂里摆满白色百合和红玫瑰，普京和各国政要轮流上前致哀。中国发去措辞诚恳的唁电，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作出历史性贡献。

但他的墓碑前，一直没有太多鲜花。

新圣女公墓里，叶利钦的墓很特别。不是传统东正教十字架，也不是苏联式半身铜像，而是一面巨大的、由白色大理石和蓝色红色斑岩雕刻而成的俄罗斯三色旗。这面石头做的旗帜微微起伏，好像正在风中飘动。三色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也是他留给俄罗斯最复杂的遗产。他亲手把这面旗升起来，让它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取代了镰刀锤子红旗，但他没有让这面旗帜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路过的参观者有时候会在墓前驻足片刻。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大多面无表情，看一眼就走过去了。偶尔有来自中国的游客，会特意停下来，放上一支花，或者拍张照片。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人也许算不上伟人，但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安全了一些。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同一个人，同一双手，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做的事情，在伏尔加河畔被人唾骂，在长江边被人感念。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也许没法用一句话说清楚，能说清楚的只有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及不同角落里普通人的不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