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徐向前主政山东，115 师不服调遣，密电悟上级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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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徐向前回忆录》《八路军第115师征战实录》《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朱瑞在山东》《郭洪涛回忆录》《王秉璋回忆录》《山东纵队征战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9年6月下旬，沂蒙山区的夏夜里，山风夹着火药气往山谷里灌。

一列不到百人的队伍从冀南出发，穿越了日军的多道封锁线，跋涉数百里，悄悄抵达鲁南沂水县王庄。

队伍里没有旌旗，没有先导，只有几匹驮着文件箱的骡马，踩着碎石路发出沉闷的蹄声。

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四十来岁，身形清瘦，行军途中几乎不说话，但每逢停歇，总要把随行参谋叫过来，摊开地图，手指在山川走势上一路描摹，眼神专注，沉默地把整片山东的地形装进脑子里。

这个人叫徐向前。

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鄂豫皖和川陕两块根据地打出过无数硬仗。

这一次，他奉中央命令，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身份，南下山东，与政治委员朱瑞一道，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这道任命，是1939年4月13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的。电文里的措辞写得直白，统一指挥的范围涵盖了山东境内所有八路军部队，其中包括一支赫赫有名的主力——八路军第115师。

然而，等徐向前真正踩上山东这片土地，他很快就感受到了纸面命令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115师，在建制文件上属于第一纵队的下辖部队。但从徐向前抵达王庄的第一天起，这支部队就从未真正纳入他的指挥轨道。

它有自己完整的运转体系，有自己对延安的直接汇报渠道，有自己的战区任务，也有自己对外来司令员的一套看法。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两份电报先后摆到徐向前面前，他才把其中的深意，想了个通透。

【一】乱局：1939年的山东战场到底有多复杂

要真正理解徐向前面对的处境，先得把1939年山东战场的格局说清楚，这片土地上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日军自1937年12月攻占济南、1938年1月占领青岛之后，沿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两条大动脉向山东腹地渗透。

到1938年底，山东省内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基本都落入了日军之手，日军在沿线设置了密集的据点和碉堡，把整个山东切割成一块块孤立的区域。

就在这片被切碎的土地上，各路武装力量割据一方，局面错综复杂，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二元格局。

八路军在山东的主要武装，分成两大板块。

第一块是115师。

1938年11月，延安拍板，决定由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部南下山东。

到了1939年1月13日，延安再次发来电报催促，要求115师不要耽搁，迅速入鲁。

随后，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第686团等部，从晋西出发，经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短暂停留后一路东进，1939年3月初抵达山东省鄄城、郓城地区，首战樊坝，歼灭郓城伪保安团800余人，打响了入鲁第一枪。

战后，师部率部继续东进至泰西的东平、汶上、宁阳地区，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

115师入鲁时总兵力约8000余人，是八路军主力改编部队，挟平型关大捷的声威而来，战斗力是山东境内各路武装里最强的。

第二块是山东纵队。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在黎玉的率领下，先后在徂徕山和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1938年6月，各地起义武装陆续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番号从第一支队一路排到第十支队，铺开了整片山东的地图。

1938年12月27日，经中央批准，在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从延安被派来担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总指挥，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兵力约2.45万人，另有1万余人的地方武装。

这支部队的成分决定了它的特点——土生土长，根扎得深，群众基础好，地形熟，但武器装备参差不齐，各支队的战斗力高低差距很大，整体战斗力无法和115师相提并论。

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是平行关系，都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互不统属。

这种安排在初期情况下或许可以凑合，但随着战场形势复杂化，各部之间的行动协调就越来越成问题。

除这两支八路军之外，山东境内还活跃着大量其他武装力量。

于学忠率领的东北军鲁苏战区部队，总兵力相当可观，驻扎在苏北和鲁南的大片地区。

沈鸿烈系统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制着一套行政和军事体系，对八路军的扩张深怀戒心，时常制造摩擦。

据朱瑞、徐向前抵达山东之初的估算，各路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多达240余股，总兵力约20余万人，光是要搞清楚这些人马的底细，就得花上相当的功夫。

更麻烦的，是山东党政领导机构本身也是两套并行。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郭洪涛任书记，委员包括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等人。

到了193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为书记，徐向前、郭洪涛、陈光、罗荣桓、黎玉为委员，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第一纵队归山东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

分局书记是郭洪涛，军政委员会书记是朱瑞，两套机构并存，两人又都是对方机构里的委员。

名义上的职权划分有一套说法，但落到实际工作中，谁主谁次，边界模糊，协调起来消耗大量精力。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向前踏进了山东。

【二】到任：第一纵队成立前后的那些细节

1939年6月下旬，徐向前和朱瑞率一批干部从冀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鲁南沂水县王庄，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

他们落脚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听取山东纵队的情况汇报，把山东当前的敌情、我情、地形全部摸清楚。

徐向前刚到山东，就赶上了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

1939年6月1日，日军调集2万余人，以津浦、胶济、陇海路东段及烟潍公路要点为出发地，分十路合击沂蒙山区，以沂蒙北部东里店为中心，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鲁中山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

驻守在莒县、沂水、蒙阴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日军刚一接触就全线溃散，根据地全部压力落在了八路军和地方武装身上。

徐向前听完情报汇报，立即全力投入反扫荡的部署。

他指挥山东纵队各部广泛展开游击战，利用沂蒙山区的复杂地形，以分散兵力避敌锋芒、集中打击孤立之敌的方式，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各支队多次打击日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最终粉碎了日军这次合击。7月中旬，扫荡逐步平息。

正是在这段紧张的战事背后，第一纵队的成立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1939年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前和朱瑞分别宣布就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向外发表通电。

第一纵队下辖115师师部、教导大队、第343旅，以及山东、苏北地方武装整编部队。

8月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随即批准成立，以朱瑞为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工作。

从纸面上看，体系清晰，层级明确。

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第一纵队的建制文件把115师列为下辖部队，而115师的指挥系统、后勤补给、战区部署，全都有自己独立运转的一套路子。

徐向前从外部空降进来，在115师内部没有根基，在人事关系上没有积累，这支部队靠什么理由听他调遣？

一个细节，被当时亲历者王秉璋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下来。

1939年5月底，王秉璋率115师一部进入蒙山西北部的马家峪地区，在这期间，他接到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朱瑞联名发来的一封电报，任命他为东进支队司令员。

王秉璋没有回复这份电报，而是把电报内容转电给了115师师部。

师部方面，罗荣桓收到后没有作出任何回复，此后也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就这么悄悄压下去了。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纵队发出的人事任命电报，115师方面既不执行，也不正面回应，直接选择了沉默。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1939年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合并办公，对内仍保留山东纵队番号，徐向前和朱瑞以第一纵队的名义直接指挥山东纵队所属部队。

这次合并，把山东纵队真正纳入了徐向前的直接指挥范围，但115师的独立运行态势，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徐向前把工作重心，几乎完全放在了山东纵队身上。

他晚年的回忆录里，有过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在山东，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山东纵队那一块。

【三】矛盾：115师和山东纵队之间的那些龃龉

115师和山东纵队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平过。

两支部队来路不同，风格各异，在同一片战场上并肩作战，难免摩擦不断。

最明显的一场风波，发生在1939年5月的陆房突围战。

115师入鲁之后，一路从泰西打到鲁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但也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惕。

1939年5月，日军第十二军调集8000余人，分九路向泰西地区合击，把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包围在肥城县陆房一带。

这场突围打得极为艰难。

陆房周围地形开阔，日军炮火密集，115师完全被压制在几个山头上。战斗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指挥问题。

此前，侦察部队已经察觉到日军大规模调动的迹象，但判断出现了偏差，错过了最佳转移时机，被日军合围。

突围时，机关大队遭到日军炮击，骡马受惊乱冲，冲乱了部队阵型，在最危急的关头，陈光因气急攻心晕厥过去，整整6个小时没有在中枢下达统一指令。

这一仗，115师牺牲了35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另外丢失了大批辎重物资，其中有一些是从江西苏区历经万里长征带出来的"传家宝"。

战后，115师内部的议论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人认为，如果当时按原定计划向汶河南岸转移，像第6支队主力那样避开日军合击，这些损失完全可以避免。

山东纵队方面对这场仗的看法，更不客气。黎玉直接批评陆房战斗打法，称之为"硬拼主义"，内部议论更直接，说115师打的是个人英雄仗，不顾整体协同。

罗荣桓在战后做了大量平息工作。

他意识到，如果内部批评声音继续发酵，会严重损害115师的士气，也会激化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于是专门组织了一场祝捷大会，把这场仗定性为胜利，对外宣传歼敌1300余人的战果，把不利的声音压了下去。

表面上，风波平息了。但115师和山东纵队之间积下的心结，并没有随着这场祝捷大会消散。

两支部队在实力格局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

115师入鲁时约8000余人，在山东境内长期作战，补充困难，战斗消耗难以迅速恢复。

而山东纵队，有山东全省的人力和物资基础支撑，1939年之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

到1940年秋，山东纵队已下辖4个旅、4个支队和两个直属特务团，总兵力达到5.4万余人，远超115师。

强枝弱干的格局，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山东境内的党政机构两套并行，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在一些具体工作方向上存在分歧，两套机构运作起来相互掣肘，谁拍板、谁执行的问题，在日常工作中反复出现，消耗了大量协调成本。

这一切，徐向前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急着去拿捏各方的关系，而是把精力沉下去，先把手边能干的事情干好。

【四】整军：徐向前在山东纵队做的那些事

山东纵队，是徐向前在山东可以真正着手施为的地方。

这支部队的先天条件，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是群众基础好。山东纵队是本地起义武装整编而来，各支队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是山东人，在各自的战区里土生土长，地形熟悉，与当地百姓的关系密切，情报来源丰富，补给也相对容易。

不利的一面，是整体战斗力参差不齐。

十个支队，底子各不相同，有的支队出自早期武装起义，骨干干部有一定战斗经验；有的支队是后来整编的，组建时间短，训练不足，武器装备简陋，连基本的步兵战术都还在摸索阶段。

各支队之间的协同配合，没有统一规范，往往各打各的。

徐向前到山东，亲自主导了山东纵队的第二期和第三期整军。

整军的核心，是规范化建设。徐向前把自己在红四方面军和冀南积累的作战经验，系统地用在了山东纵队的训练上。

他制定训练标准，规范战术动作，对各支队的指挥员进行轮训，把分散各地的支队逐步纳入统一的指挥体系。

在人员流动上，他推行了一个双向交流的办法。从115师抽调了一批经过长征磨砺的老兵，补充进山东纵队各支队，担任基层骨干；同时，把熟悉山东地形、地方关系深厚的山东本地干部，调配进115师的作战和政工系统。

人来人往，两支部队之间的了解逐渐加深，协同作战时的配合也比最初顺畅了许多。

战场上，徐向前直接参与了多次反扫荡作战的指挥。

1939年6月到1940年8月，山东我军先后粉碎了日军二三十次扫荡，在鲁南等10个地区开辟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3月，驻沂水、莒县等据点的日军纠集伪军，携炮数门、轻重机枪若干挺，配合近百辆辎重车辆，孤军进犯沂蒙山区腹地。

徐向前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准确判断日军行进路线，星夜调遣第二支队一部北上，提前在孙祖、铁屿一带设伏。

3月16日，日军数百人进入九峰山地区，正好钻进了包围圈，山上的指战员一齐开火，手榴弹、石块与机枪步枪同时发威，附近百姓自发组织起来，送情报、运伤员、送饭送水，配合作战。

这场孙祖战斗历经两昼夜，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大批马匹、车辆和武器弹药，是沂蒙山区八路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

统战方面，朱瑞亲自负责与于学忠东北军的协调工作，通过电报往来、联席会议、交换代表等方式，与鲁苏战区保持沟通。

在一次反扫荡中，第一纵队机关与东北军鲁苏战区司令部在鲁中山区意外相遇，徐向前、朱瑞与于学忠进行了直接会谈，共同研究突围方案，是山东抗战史上为数不多的国共两军在战场上直接配合的案例之一。

另一个方向，是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应对。

徐向前到山东后，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接连向八路军制造摩擦。

据山东纵队统计，仅从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东纵队各部发动武装进攻达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人，扣押干部战士近千人。

同期，山东纵队与日伪军作战200多次，歼敌4500多人，自身仅伤亡1200多人。

徐向前在反扫荡和反摩擦两条线上同时应对，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学忠东北军争取联合，对沈鸿烈系统的顽固派则有理有节地进行反击。

经过两期整军和这一年多的实战磨砺，山东纵队从一支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地方游击兵团，逐步向正规化野战部队的方向转变。

到1940年秋，纵队下辖规模已达5.4万余人，整体战斗力和指挥水平，比1938年成立之初有了质的提升。

国民党方面注意到了山东八路军力量的变化，把这一时期山东境内的八路军行动，统称为"徐向前集团"的作战。

【五】密电：两份电报里，藏着延安对山东棋局的全盘考量

就在徐向前埋头整编山东纵队、主导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延安和第一纵队之间，有关115师指挥权归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式解决。

这个问题的根子，埋得很深。

115师从进入山东的第一天起，就在文件建制和实际运作之间，保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文件上，115师属于第一纵队下辖。

现实里，115师有直接向八路军总部和延安汇报的渠道，有自己独立运转的人事、后勤和战区部署，陈光和罗荣桓对山东战区的战略判断，也是直接向上传递，不经过第一纵队司令部这道中间环节。

王秉璋回忆录里那封被搁置的任命电报，只是这种态势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情况，在115师与第一纵队的日常往来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

关于这段时间的电报往来，有两份值得格外关注。

第一份，是延安在1939年下半年发出的，涉及山东整体工作的部署电文。

电报的内容，覆盖面很宽，强调山东的工作要以根据地建设为重心，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大局，各部之间要加强内部团结，避免消耗。

就在同一时期，彭德怀曾就山东人员部署问题向延安发去询问电，延安的答复是明确的：各部"均应继续安心工作"。

这句话的语气，不是命令，更像是一种定调——延安知道山东的局面，知道各方之间的复杂状态，选择让各部保持现状，稳定推进，而不是通过强行调整来解决问题。

这句"安心工作"，信息量远不止字面意思。它传达的是：延安对山东当前的格局有明确判断，局面不需要大动，各部按既有轨道运行就行。

第二份，是一封专门涉及115师任务部署的电报。

这份电报，是直接发给罗荣桓的，同时抄送徐向前。

在当时的电报惯例里，主送和抄送的区别，意味着各自在这件事上的职责归属。

主送，意味着直接受命、负责执行；抄送，意味着知情参考、协调配合。

延安把这份涉及115师具体任务的电报，主送给罗荣桓，抄送给身为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这个发报顺序不是笔误，也不是疏忽，而是延安有意为之。

它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115师的任务，延安直接和罗荣桓对接；徐向前在这件事上，是知情方，是协调方，而不是115师的直接上级。

两份电报并排放在一起，延安对山东格局的整体考量，已经表达得相当充分。

第一纵队的职能，不是用行政权威去强行统一一支有独立运行轨道的主力部队，而是在更大的框架里发挥整合和稳定的作用。

徐向前把这两份电报反复读了几遍，摞在一起，沉默了许久。

然而，就在他把这一切全部想通，着手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的时候，从延安发来了一份他没有预料到的命令——当徐向前打开那份新电报，看到里面寥寥数行字，一年多以来山东战场上所有的棋局，在他眼前轰然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