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高敬亭之女为父申冤，毛主席深思后：项英负主要责任

在新四军的历史长河中，高敬亭这个名字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凭借着不足千人的队伍，在鄂豫皖苏区顽强地扛起了革命的红旗，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其坚韧与勇气令人钦佩。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位能征善战的将领最终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时光流转，建国后，高敬亭的女儿长大成人，她怀着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对真相的执着追求，鼓起勇气给中央写信，为父亲伸冤。毛主席在得知内情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最终一语道破当年这起悲剧的主要责任所在。

对于许多新四军的老战士而言，高敬亭的遭遇就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他们的心头，久久难以释怀。一位如此英勇善战、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无尽的惋惜和愤懑。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误会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再也无法被掩盖和忽视。

时间回到1938年的秋天，延安方面向高敬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前往皖东方向，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旨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范围，为抗战的胜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然而，高敬亭在接到命令后，却迟迟没有行动。这一情况引起了当时不少负责人的不满，他们认为高敬亭不听指挥，甚至给他扣上了逃跑主义的帽子。

实际上，高敬亭并非故意抗命不遵。大别山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他的记忆和情感。而且，他与桂系军队打了十几年交道，深知白崇禧的为人和行事风格，打心底里对白崇禧充满了不信任。他多次向延安方面提出建议，强调要牢牢守住大别山根据地，不能轻易将这块重要的战略要地让出去。在他看来，大别山根据地是革命的根基，一旦失去，将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当时中央正在积极做团结白崇禧抗日的工作。白崇禧当时已经在大别山地区与日本人展开了游击战，让高敬亭部撤出大别山转进皖东，一方面是为了开拓新的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向白崇禧表明合作的诚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但高敬亭由于长期在大别山地区作战，对中央的这一战略意图理解不够深入，没有及时转变思想观念。

为了做通高敬亭的思想工作，军部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专门派时任参谋长的张云逸过江劝说高敬亭。张云逸耐心地向高敬亭解释中央的决策意图和战略考量，希望他能够理解并服从命令。高敬亭一开始表示要再考虑考虑，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他依然不认同军部的安排。军部给出的最后期限一推再推，到了1939年春天，高敬亭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情况让当时的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心急如焚。

项英一开始对高敬亭的态度其实比较矛盾。他深知高敬亭是有功之臣，在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认为高敬亭在抗日之后思想有些僵化，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认为应该以教育为主，通过好言相劝的方式让他转变思想。他还反复跟军长叶挺交代，如果真要给高敬亭处分，必须上报延安批准，绝对不能擅自作主。然而，当叶挺真的动了杀心时，项英不仅没有出来阻拦，反而在事后给中央发电报，称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挺态度最坚决，出力最多。

现在回过头来看项英的这一做法，着实耐人寻味。他似乎在两边都做了好人，既没有在关键时刻阻止叶挺的行动，又在事后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就在这时，四支队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军的大事，直接将高敬亭推到了绝境。

1939年5月，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做出了令人发指的举动。他们带着两个警卫班叛逃，投奔了桂系的李品仙。这一叛逃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新四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叶挺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立马飞马赶到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一起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试图稳定军心，查明事件真相。而此时的高敬亭刚好生病，无法到场参会。

杨克志和曹玉福都是高敬亭的心腹爱将，平时深受高敬亭的信任和重用。然而，在这次大会上，原本应该是批判两人叛逃行为的会议，却渐渐变了味。不少人开始将矛头指向高敬亭，认为他亲信叛逃，自己又不敢来开会，肯定是心虚的表现。于是，失察的帽子被扣在了高敬亭的头上，他百口莫辩，整个会场的风向完全转变，对他极为不利。

1939年6月20日，项英在未充分等待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向延安和重庆都发了电报，申请枪决高敬亭。当时新四军名义上归重庆国民政府管辖，发电报申请合乎一定的程序。蒋介石拿到电报后，心中暗喜，他一直对高敬亭这样的革命将领心存忌惮，如今有机会将其除掉，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他立马回电同意枪决高敬亭。

叶挺等人当时担心夜长梦多，害怕高敬亭真的会步杨克志和曹玉福的后尘叛逃，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延安那边早就给出了不同意见。延安方面认为对高敬亭要采取过渡办法，派得力干部去四支队接手工作，同时把高敬亭调到延安学习，通过教育和引导让他转变思想。但这份保住高敬亭性命的指示，却没有人愿意等待，也没有人愿意执行。

1939年6月24日上午八点，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神情镇定，环视周围的老部下，朗声说道：“死对共产党人来说没什么可怕的，我的做法是对的，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他还托人给妻子史玉清带话，让她把孩子送给人民抚养，希望孩子能够在人民的怀抱中健康成长。随着一声枪响，这位纵横大别山的游击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后来，徐海东接替高敬亭出任四支队司令员。他刚到任就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直言杀高敬亭是极其错误的。他强调高敬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苏区做出了巨大贡献，把鄂豫皖的红旗扛了下来，绝对是有功之臣。他认为高敬亭的问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行为。

1952年，毛主席到安徽视察工作。在与当地干部聊天时，谈起了当年的旧事，提到了高敬亭。毛主席当时就叹了口气，表达了对高敬亭遭遇的惋惜。他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早就发电报叫不要杀，但他们不听，还是杀了。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高敬亭事件的重视和对错误处理的反思。

时光荏苒，建国后多年，高敬亭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她深知父亲的为人，也了解父亲所遭受的冤屈。于是，她大着胆子给中央写信，正式为父亲申冤。毛主席看到这份申诉后，没有回避当年的问题，而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沉思良久之后，他怅然开口，说这件事，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毕竟当年项英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他明明有机会阻止这起悲剧的发生，也知道要等待中央的命令，但最后却选择了默许。而且，在事后还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历史上常说人谁无过，但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高敬亭从头到尾都没有背叛革命，临死都还在强调自己是革命军人，这份赤诚之心直到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动不已，忍不住鼻子发酸。

参考资料：徽声在线 高敬亭同志冤案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