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卓索娃专访：禁赛四年是否窦娥冤？三大辩词直指兴奋剂机构问题

前温网冠军万卓索娃被处以四年禁赛的处罚，近期在网球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就在外界以为此事即将尘埃落定之际，这位捷克名将接受了本国媒体iSport的深度专访。万卓索娃表示，大众目前所了解的仅仅是这起事件的“极度简化版本”，她在采访中披露了多个此前未曾公开的细节。

在万卓索娃看来，兴奋剂机构在此次事件中存在三大问题：程序疏忽、无视关键证据以及可能存在故意或恶意针对。她承认“拒绝检测”是自己的行为，但对于因此被禁赛四年这一处理标准和审判的正义性，她表示强烈质疑。

那么，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固有偏见，站在万卓索娃的立场和视角，审视她所列举的这三大辩词，看看是否合理，同时也探究兴奋剂机构是否真的存在过错。

辩词一：兴奋剂检测人员当天流程失误严重，且文件标注拒绝检测后果仅为两年！

据万卓索娃回忆，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按响了她公寓的门禁，仅说了一句“ITF兴奋剂检测”。她随即联系经纪人，试图确认此次检测的真实性。

万卓索娃强调，此次兴奋剂检测的时间、流程和人员都不符合常规。在她与经纪人核实以及后续和检测人员沟通的过程中，对方既未出示工作证件，也没有任务委派函，更未核验她的身份信息。由于此前同胞科维托娃曾遭遇“入室伤害”，在无法确认这是一次真实的兴奋剂检测时，她不敢贸然开门。

万卓索娃称，检测人员随后反复按了十多次门铃，她最终牵着狗下楼后，发现对方竟已自行进入了公寓楼内。由于无法确定检测的真实性，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但检测人员仍执意要进入她的公寓。

万卓索娃表示：“她反复强调‘你今天必须让我进去’，我回复她，我并不认识她，不会随便让陌生人进入我的家中。”

据悉，这位检测人员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存在“过错”。她称这是自己第一次执行网球赛事药检工作，且出于自身便利，选择在晚上20点之后上门检测。

万卓索娃强调，她最终签字并非承认拒绝药检，而是当时被告知签完字检测人员就会离开。“她对我说‘签完这份文件我就走’，我当时十分恐慌，这是我能想到让她离开的唯一办法。”万卓索娃说道。

万卓索娃还透露，她当晚签署的是一份旧版文件，文件上明确标注的最高处罚为两年禁赛，而现行规则中拒绝药检的最高处罚已调整为四年。她表示：“他们让我们签署的文件甚至都不是现行版本，白纸黑字写着最高处罚仅为两年。”

万卓索娃还说：“仅仅因为相关人员的判定，我就承受了这份近乎毁灭性的处罚，但那位检测人员却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问询过程中，她自己也承认了操作失误，可没有人会对她处以四年禁赛，她也不会因此无法继续执裁各项赛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起案件中，兴奋剂机构审判的方向主要是针对拒绝检测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因此万卓索娃所说的因“检测真实性”导致的恐慌并未被视为“有效证据”，因为这无法证明她当时无法接受检测的“铁证”。

辩词二：他们仅看医学报告就说我撒谎，这与事实不符

在万卓索娃看来，当时无法确定检测真实性的情况下，她受到“恐慌症”影响，导致无法做出行为判断。但在审判过程中，兴奋剂机构否认了她的这种说法，医生当庭指责她“撒谎”“隐瞒真相”。

万卓索娃说道：“他们直接否定了我的焦虑症状。但我确实长期受焦虑问题困扰，独自在家时，我会极度惶恐，常常连续四个小时无法入睡。我一直在接受调节，这是我的长期心理问题。可我坐在那里，听着他们否定这一切，说我是在编造说辞、说我并不害怕。我长期受焦虑情绪折磨，只是从来没有公开对外提及。但在法庭上被人直接否认这份痛苦，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更让我难过的是，做出这份判断的医生，甚至都没有花时间和我沟通、倾听我的情况。”

万卓索娃接着说：“我也做过专业的焦虑测评，测评结果显示我的焦虑指数偏高。可你要向一个根本不在意的人去辩解，根本毫无意义。调查阶段，我的律师就提醒过我，对方的医生可能会联系我、当面问询，这也是他们的权利。我当时表示完全配合，我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情。但整整七个月，这位医生都没有联系过我。可最后，正是这位医生出现在法庭上，判定我撒谎。当被问及为何从未和我沟通时，他的答复是‘我不需要，我只看书面材料就够了’，这实在太不合理了。”

辩词三：拒绝检测不等于兴奋剂阳性！兴奋剂机构凭什么针对我！

万卓索娃认为，兴奋剂机构的审判逻辑存在问题。当一个球员没有被检测出兴奋剂阳性，却被贴上“涉药”的标签，这是令人绝望的。

“我从来没测出过阳性。不幸的是，这个标签多少还是粘在了我身上，哪怕毫无理由，你也会感到羞耻。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澄清自己没有服用任何违禁药物。作为一个个体，去对抗一个庞大组织，里面的官员只是把文件从一个办公室推到另一个办公室，这极其艰难。这种日子我连续过了七个月，每个月都闪过一丝希望，觉得事情会水落石出，结果最后换来四年禁赛，彻底毁了我的职业生涯。”万卓索娃说道。

捷克名将认为，这是典型的“杀鸡儆猴”，兴奋剂机构存在故意和针对。她表示：“在斯瓦泰克和辛纳的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批评他们对明星球员‘手软’，于是他们想通过对我来证明他们的权威。而他们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极其重要，我要让大家知道，调查专员在审讯中亲口承认了自己存在不当行为。这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国际网球诚信机构（ITIA）现在不能再声称那是一场合规的调查了。他们以为我会崩溃、不会为自己辩护吗？这件事我已经熬了七个月，所有内情我都一清二楚。早在去年12月的第一次讯问中，你就感觉自己像杀了人一样。他们索要私人信息，想要挖出一切，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人逼到精神崩溃，最后放弃抵抗。”

现在，我们看完了万卓索娃的辩词，接下来分析一下她这段话的合理之处和矛盾之处。

首先，关于她拒绝开门的表述有一定合理性，容易让人共情和理解。试想，如果深更半夜有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你家门口，声称进行某项检查，而这个时间并非常规检查时间，你也无法核实事情的真实性，相信很少有人会开门。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矛盾。

去年12月，万卓索娃辩称是因为药检人员来得太晚，过了限定时间，所以拒绝检测；今年4月，她又说自己当时受焦虑症困扰，情绪紧张，不敢给陌生人开门才拒绝检测；而在这次采访中，她又表示签字拒绝检测是为了让工作人员离开。

如此看来，万卓索娃似乎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且有效的解释来说明自己拒绝检测的原因。如果她是因为无法确认检测的真实性而拒绝检测，那么她根本不应该签字，同时完全可以向工作人员索要相关证件来证明对方身份；如果她是由于恐慌症导致行为障碍，那么她必须能够证明当时精神状态异常；如果她是为了让工作人员离开而签字，且在已经知道自己会被禁赛两年的情况下还签字，这确实令人费解。

因此，我们会发现万卓索娃拒绝检测与她提供的多个原因构不成因果关系，同时她也无法证明当时存在行为障碍或者认知障碍。

其次，万卓索娃认为审判法庭的医生没有和她本人沟通，仅凭医学报告就认为她在撒谎，这是不公平的，并提出了自己测试的例子。

但实际上，在类似的检测中，医生通常不会和当事人面对面对话。医生最终做出判断会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整个事件的详细过程、取证、口述等；二是走访当事人的亲属、朋友、同事，同时调查该当事人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等；三是辅助证明，如医学检测、脑电波检测、心脏检查、核磁共振检查等医学报告。通常医生会综合以上三点来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从而判定其当时是否存在行为障碍或者精神障碍。

从万卓索娃的表述中，我们虽然不知道医生的具体流程，但她提到针对恐慌症的表述有具体医学报告支撑，并非空口之谈。不过，她所强调的自己做的焦虑指数测试，参考价值有限。比如，有人说自己杀人了，然后称做过小程序测试显示自己是重度抑郁症，显然这种测试并非医学专业测试，测试结果仅供参考，不具备科学意义。若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有心理或者精神上的疾病，还是要通过上述三个步骤进行基本判定。

最后，关于辛纳案和斯瓦泰克案，观点较为复杂。对于“辛纳案”，兴奋剂机构存在明显过失。一是对外隐瞒了“兴奋剂阳性”的发现日期，全程秘密处理；二是两次禁赛两次秘密解封，审判流程不透明；三是所谓的“不足量”不足以提高运动表现，缺乏公信力。而斯瓦泰克案，也存在“审判流程不透明”“审判标准不清晰”等问题。

但退一步讲，就像卡·普利斯科娃所说：“我在巡回赛摸爬打滚15到20年。我想每位选手都遇过类似情况，药检人员来敲门，规则大家都懂。她还年轻，或许当下就是不想接受检测。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之前在podcast谈过，还招来一些批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是我，绝不会冒险拒绝或逃避药检。”

普利斯科娃的立场很明确，无论有多少理由，拒绝检测都不应该是一个选项。万卓索娃没有拒绝检测的充分理由，在这种情况下“逃避检测”比“兴奋剂阳性”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因此，万卓索娃的这个判决是否冤枉，相信大家心中已有答案。

不过，对于所有职业球员来说，这件事留下的问题可能远比答案多：当检测人员不遵守流程时，球员的权益谁来保护？当一份旧版文件被用来判处顶格禁赛时，程序正义在哪里？当一位从未药检阳性的球员因为一次深夜拒检被毁掉职业生涯时，这到底是在维护“清洁网球”，还是在维护某个机构的“权威”？

这些问题，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陆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