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李惠堂：一位以足球跻身世界舞台的复杂“理想主义者”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全球球迷的热情再度被点燃。在上一届世界杯期间，摇滚乐队“满天星”创作了一首致敬球星C罗和梅西的歌曲《10000！》，其中特别表达了对曾经创造中国足球辉煌历史的李惠堂的深切怀念。

大约一个世纪前，李惠堂是享誉全国的“球王”，民间流传着“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他以“体育家”的身份跻身社会名流，成为备受追捧的大众偶像，其影响力跨越了体育领域。

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出生于香港，在上海崭露头角，并在1936年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这位传奇人物并非简单的“大众偶像”。一百年后的今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推出专著《“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带领读者重新审视李惠堂巅峰时期的足球生涯和足球思想。

赵峥在接受徽声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九十年前，李惠堂以中国足球队队长和中国代表团旗手的身份，登上奥运舞台。尽管未能创造辉煌战绩，但他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在国际体育中的高度，其筚路蓝缕的足迹、艰辛探索的精神和放眼世界的胸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广东梅州五华奥体中心惠堂体育场矗立着李惠堂的雕像，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受访者拍摄）

一场“后学”与“老师”的较量

徽声在线：对于中国足球队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李惠堂有何期待？

赵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9世纪末复兴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迎来第一个黄金时期。对于中国而言，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通过体育向世界展示自身的机会。相较于以往的远东运动会和洛杉矶奥运会（当时仅刘长春一人参赛），此次奥运会的意义更为重大。

1925年《图画时报周刊》刊载的李惠堂照片，展现了他年轻时的风采。

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长期保持冠军，成为在柏林实现突破的最大希望。作为领军人物，李惠堂不仅凭借运动资历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还被媒体视为可能创造历史的关键人物。

尽管已年过三旬，李惠堂在1935年全国运动会上仍以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于此次奥运会，他满怀期待。在他看来，中国队与欧洲和南美的强队相比虽有差距，但在世界舞台上与“世界巨头”较量，能够展示中国的“仁侠精神”与“士君子风度”，让世界了解中国在新时代体育方面的追求，这具有超越体育范畴的意义。

徽声在线：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首战即遇英国队，李惠堂如何看待这一对手？

赵峥：在前往柏林的途中，李惠堂和中国队得知将在首轮淘汰赛中与英国队对阵，心理上受到沉重打击。由于英国是“足球王国”，中国队球员深知胜机渺茫，感到“像冷水淋头般颓丧失望”。

然而，抵达柏林后，李惠堂通过与英国队教练的接触，了解到英国队系临时组建，缺乏磨合，从中看到争取胜利的一线曙光。一位旅欧华侨的来信也鼓励他，称英国业余球员实力并不突出，中国队完全有一战之力。若能淘汰英国队，“则全球耳目，必为之一新耳”。这封信极大鼓舞了李惠堂，激发起他挑战强敌、创造历史的壮志雄心。

中英对决前中国足球队合影，前排中为李惠堂，展现出球队的团结与决心。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且在当时是世界头号强国，因此这场比赛被李惠堂形容为“后学”与“老师”的对抗。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派出足球队参加奥运并与英国对垒，引起了欧洲各界的兴趣。《柏林日报》在展望奥运会足球赛时，甚至认为这场比赛颇具悬念。尽管这只是一场普通比赛，但在各种场外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诸多看点。

“亦知中国青年亦有可为也”

徽声在线：1936年8月6日，中国队以0比2败于英国队，未能创造奇迹。李惠堂如何分析比赛结果？

赵峥：在场的中国官员、记者和观众大都认为中国队“技不如人”，但表现尚可，可谓“虽败犹荣”。然而，李惠堂在两个多月后发表的《追记中英之战》中表达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两队在场面上势均力敌，中国队完全有机会赢得比赛。比赛前十五分钟，中国队占据优势，孙锦顺错失破门良机。下半场前二十五分钟，比赛仍呈均势。即便随后被英国队连下两城，中国队仍在积极反扑。李惠堂认为，中国队技术不逊于对手，若能在赛前热身、精神调节和门将人选安排上作出更正确的应对，有可能改写失败结局。

中英对决赛场瞬间，记录了中国队球员的拼搏与努力。

李惠堂的懊恼与不甘，既源于他作为参与者渴望创造历史的心态，也与其他比赛结果有关。一方面，英国队在第二轮被波兰队淘汰出局，让李惠堂感到“我们的渺小”。另一方面，长期在远东运动会被中国队压制的老对手日本队，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逆转瑞典，缔造“柏林奇迹”，获得欧洲媒体如潮好评。日本队的突破更使中国足球队的失意成为整个代表团无所作为的缩影，加剧了李惠堂心中的“意难平”。

徽声在线：此后，李惠堂对这段奥运之旅是否有更多思考？

赵峥：尽管柏林的失败令“球王”情绪低落，但他对足球在推动国际交流方面的独特功能始终深信不疑。他一直以文明交流互鉴的眼光和格局，肯定足球队“远征”在“发扬国民精神”“改变外人藐视心理”和“敦睦友谊”方面的重要影响。

1937年3月，他在香港广播台发表演说，回望此次奥运之旅，将其纳入“历次远征”的叙述脉络，阐述其积极意义。他表示足球队作为“我国体育公使”，在“沟通文化，增进邦交，联络好感，屏祛隔阂，变换外人不良心理，提高国际地位”方面一直发挥积极作用，“实非今日他项运动所能收同样之美绩”。

1936年《良友》刊载，李惠堂率中国队在荷属东印度同当地球队比赛，展现了中国足球队的国际交流。

中国足球队的奥运之旅不仅包括柏林的中英之战，还包括赛前在南洋的热身和赛后对欧洲的访问。这些在欧亚各地的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使外国人士“一新耳目”，“知中国现代亦在追随体育中”，“亦知中国青年亦有可为也”。

四年后，正在香港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李惠堂在一次演讲中再次提及1936年的经历，并结合历年外访情况断言：“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足球员为其祖国所尽之宣传工作，实努过一番大力，倘非中国足球队曾屡作海外之行，则外国决不知我国之现代运动及其他事业，已在大大进展中。”

既“复杂”又“简单”的李惠堂

徽声在线：1948年，李惠堂还参加了伦敦奥运会，他对此有无相关记载和心得？

赵峥：柏林奥运会十二年后，已经退役的李惠堂以教练员身份再次率领中国足球队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赛场。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中国足球人才青黄不接、阵容不整，已不复战前“黄金一代”的实力和雄心，首轮即以0比4大败于土耳其队，被淘汰出局。

李惠堂在赛后复盘时表示，中国队在参赛的十八支球队里，实力高于阿富汗、美国和印度，与高丽、卢森堡、法国和墨西哥具备一战之力，与其余球队则存在明显差距。输球并不意外，今后应聚焦于“治本”，“希望政府和社会人士普遍推行，从头训练”。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录的《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签名信笺》，见证了中国足球队的历史。

第二次奥运会的失败并未使李惠堂怀忧丧志。他在赛后留在英国，进入罗布雷学院的教练培训班进修，成为第一个考取国际级裁判证书的中国人，并在之后观摩了英格兰各级职业联赛的比赛，在阿森纳和切尔西这两家著名球会进行了学习和交流。

李惠堂将此次英伦之行的见闻、经历和感受撰成题为《留英散墨》的文章，交由香港报纸连载。他在文中表示：“我们一向只靠着无师自通的去理会，无怪进境的速率像蜗牛，无怪水准不易上升。以中国之大，真应该多派些体育界的朋友到英、美、瑞典诸地实习，去领会，去探讨，归国后从普遍方面去提高体育水准，去奠定整个民族健康的基石。”

可以说，1936年和1948年两次奥运之旅对李惠堂而言都是一次“开眼看世界”的经历。他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中，看到自身的局限，也找到努力的方向。

徽声在线：近年来，关于李惠堂的传说很多。在您心目中，真实的李惠堂是什么样子？

赵峥：当年，李惠堂是国家英雄、媒体宠儿和大众偶像，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和时代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人。

1928年《良友》所载，李惠堂与历年参与比赛所得之奖品，彰显了他的辉煌成就。

“复杂”之处在于他的经历与阅历。李惠堂的足迹遍及香港、上海、南洋和欧洲，领域涉及体育、教育、商业、政治和文化，思想融传统、古典、现代、新潮成分于一炉。他踢足球也打网球，做过教师也担任过记者，是商人也是政治人物，读中国古典也读五四新文学，说中文也说英文，讲粤语也讲上海话。我们很难用某一种社会职业去标记他，用某一个身份标签去定义他，用某一种单一文化去理解他。“球王”这个时人加诸他身上的称谓，体现的也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新旧多种关系纠缠互渗的复杂性。

李惠堂的“简单”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方面，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发展体育运动，让中国人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让古老的中国焕发现代文明的光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渴望通过体育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实现人类的和解和世界的大同。用历史学家葛兆光在《上学记》序言里的话说，就是“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

“又岂关系于足球界而已耶”

徽声在线：李惠堂的足球人生和思想，对当下还有哪些参照和裨益？

赵峥教授深入剖析了李惠堂的思想遗产。

赵峥：作为一个思想者和行动者，李惠堂所留下的思想资源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掘。在我看来，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发展足球运动，关系国家民族的振兴。他在1930年出版的《足球》一书中表示，自己希望“为球界谋再接再厉之举，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务使绵历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声威播于遐迩，勇毅振乎殊俗，藉挽狂澜于既倒，而系国脉于垂危”。在他和同时代的精英心目中，推崇足球这项运动不仅在于它已成为风行全球的“球战”，更在于这是一项体现“联合团结”精神的“团体运动”，“端赖全队神通意会、共同合作而取胜者”，通过足球可以凝聚“一盘散沙”的民众，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

时至今日，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地位更加巩固，足球在中国也依旧承载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依然沿着当年李惠堂所开辟的道路，艰难而坚定地跋涉着。我们对于足球的“执念”，用李惠堂的话说，“又岂关系于足球界而已耶”。

其次，发展足球运动，核心在于人格的培养。通过体育运动培育“新民”，是包括李惠堂在内的一代中国精英的核心关怀。他曾经指出：“足球场，非单纯为嬉戏以表演技术，这小小方圈，是勇毅果决的养成所，是心力智慧的实验室，是寻师访友之好去处，是立品进德之陶冶炉，慧眼观之，直是洞天福地。”

五华县李惠堂故居，相传为李惠堂幼年时用来练习射门的狗洞，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受访者拍摄）

他通过自己的宣传和实践，展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嵌入这项运动深处的行为逻辑、道德伦理、生存困境和情感浓度。这是李惠堂在时代的前沿之上汇通中西新旧，留给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的宝贵遗产，是“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写照。

最后，发展足球运动，重在社会层面的普及。这是一项涉及千千万万人的艰巨事业，离不开全社会对于足球的关注、理解和参与。

对于足球与社会的关系，李惠堂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他在1937年的一次广播演讲中指出，“余谓足球对我国，尤有密切之关系，非云足球队能称王宇宙，即可踰登列强之上、雄霸环球也，其最要目标，实为利用足球之普及力而引动国人兴趣，使人人均知体育之益，使知体育为强种之基础”。他在抗战时期撰作的笔记中也写道，“提倡足球，须从普遍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我国蓦地产生了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越良材，纵横捭阖，踢平了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可以国富民强”。如今，我们更需要这样的耐心和远见，让足球运动在中国社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前发展。

出品：徽声在线即时

统筹：向雪妮 马辉

采写：徽声在线记者 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