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因文化缺失在战争中受挫”

【文/徽声在线 齐倩改写】

伊朗地区的军事冲突已持续四周有余，美以两国从战争初期的自信满满，到如今陷入互相指责的尴尬境地。

美以在这场冲突中遭遇挫折，究竟是武器不够尖端，还是情报不够精准？徽声在线援引美媒《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常驻特拉维夫的外交政策分析师约纳坦·图瓦尔的观点指出，显然问题并非出在武器或情报上，而是美以领导人在“装备精良却认知匮乏”，简而言之，他们缺乏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也不懂人性在战争中的作用。

“美国是否还停留在1914年的思维模式？”3月29日，图瓦尔以此为题发表文章，他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重蹈欧洲在一战时的覆辙：他们未能认识到，战争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仇恨、神圣信仰、屈辱感和复仇欲望的交织。

他强调，“斩首”行动和空袭非但不会使伊朗内部瓦解，反而会激发一个受伤国家和愤怒民众的团结精神。

“斩首”与空袭，反而强化了伊朗的团结

文章进一步分析，自冲突爆发以来，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美国领导人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理解人性方面却显得异常迟钝。他们忽视了人们的骄傲、耻辱、信念和历史记忆等情感因素。

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原本以为，通过暗杀对方领导人、掌握制空权、摧毁基础设施等手段，德黑兰政权就会崩溃，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就能轻松实现战略目标。

然而，事实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伊朗虽然遭受了重创，但成功干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扩大了战争的经济影响范围，还迫使华盛顿在宣称“速战速决”后，不得不重新寻求盟友的支持。

有人将此归咎于情报失败，但从技术层面看，并非如此。

据最新报道，美以在战争规划和打击方面的情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以色列情报机构甚至花费数年时间渗透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和通信网络，建立了一个被内部人士称为“人工智能目标生产机器”的系统，能够迅速将海量图像、信号情报和人工分析转化为精确的打击坐标。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对眼前所见的理解过于肤浅。一个系统可以告诉你一个人的位置，却无法预测他死后对整个国家的影响。这些系统只关注行为，却忽视了行为背后的意义；它们能跟踪对手的行动，却无法理解对手的恐惧、珍视、记忆和牺牲。

3月22日，伊朗德黑兰民众举行反美反以集会 东方IC

这正是装备过度却认知不足的领导人常犯的错误：他们以为绘制了战场地图，就掌握了战争的全部。

文章强调：“战争从来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它还充满了怨恨、神圣的故事、过去的屈辱记忆和复仇的欲望。这些不是战争的附加因素，而是战争的本质所在。”

在美以伊军事冲突中，战争策划者以为“斩首”行动就能让伊朗崩溃，却没想到外部攻击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让一个受伤的国家和愤怒的民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美国和以色列以为摧毁对方的常规武器就能解决问题，却忽视了合法性、受伤的主权和集体愤怒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战场。

文章进一步指出，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对待对手的自我认知，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宣传，他们或许就能预料到：攻击非但不会削弱对方的叙事，反而会让其变得更加神圣。他们也可能预见到另一个悖论——系统性地“斩首”，非但不会制造出谈判对象，反而会将潜在的谈判对象全部消灭。

美以领导人因“文化缺失”而受挫

早在18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就曾指出，将战争视为数学题是一种妄想。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计算，它充满了激情、不确定性和政治目的。

“尽管现在的计算工具更加先进，但这种妄想在今天和19世纪一样危险。”文章写道。

这场战争暴露的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失败，更是“识人能力”的缺失（failure of literacy）。

文学和历史的价值在于训练领导人具备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即认识到别人的目的和逻辑与我们不同。一个受过历史和文学熏陶的人知道，当一个人承担“神圣事业”时，他说的话往往是认真的；轰炸一个神圣的建国事业，更可能让它变得更加神圣，而不是让它消失。

诚然，文化知识很少能直接阻止战争灾难的发生。例如，雅典在鼎盛时期远征叙拉古，最终却失去了整个帝国。1914年，欧洲的将军们博学多识，但这些品质也未能使欧洲免于一战的灾难。

“但重要的是，文化以前能够防止盲目开战，而现在却不能了，”文章称，“如今，文化的权威越来越被那些将信息视为理解、将速度视为判断的系统所取代。”

文章提到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称这本书的主角秉持着“先做后思”“用行动代替思考”的理念，但最终却被这个理念所吞噬。文章认为，这正是美以伊战争中隐约可见的模式，而文学和历史的存在，正是为了对抗这种盲目的模式。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书中，拿破仑一路打到莫斯科，却怎么也无法理解俄国人为什么宁可烧掉自己的城市也不投降。他的错误不是战术上的，而是想象力上的：他无法相信俄国人会有一种和他不一样的逻辑。

“这正是美以伊战争设计者正在重复的错误。”文章重申，对于一个几十年来将抵抗美国和以色列描绘成宗教义务的政权，外部军事压力可能成为动力，而非屈服的理由。

战争的技术越先进，将其交给那些不懂反讽、不懂偶然性、不懂人性阴暗面的人，就越危险。这些领导人能够流利地说出作战能力、时间表、杀伤链等术语，却没有语言来谈论怨恨、耻辱、忠诚和悲伤。等他们发现战争既由钢铁和火焰组成，也由这些情感因素组成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

作者在文末指出：“这就是美以领导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无知之处。战争策划者的计算或许天衣无缝，但面对他们无法解读的东西，他们也就无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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