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双胞胎遭戒网瘾机构暴力虐待，哥哥吞螺丝钉自残，警方处理引争议

一场因伪造签名引发的托管协议，三名突然现身的教官，将23岁的双胞胎兄弟小豪和小洲拖入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之中。

辍学在家、患有抑郁症、平时喜欢打打游戏，这些成了父亲将他们送进戒网瘾机构的理由。在被送进实行封闭式管理的“重庆环帝青少年生命科学基地”后的第三天，弟弟小洲的腰椎间盘突出问题恶化，瘫在床上无法动弹；而哥哥小豪则遭遇了持续的殴打和虐待：被扇耳光、被铁凳猛击头背，甚至被迫吃肥皂、喝洗衣液，不堪忍受的小豪最终吞下螺丝钉自残求救。

事后，小豪和小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指控遭非法拘禁和殴打。经警方调查，对涉事教官李超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另外两名施暴者作为“助教”、且为未成年人，被免除了处罚。然而，对于机构涉嫌非法拘禁一事，当地警方却未予以立案，办案民警称这是“父亲自愿送机构，属于家庭纠纷”。

近日，多位曾在戒网瘾特训机构遭受过虐待的已成年受害者纷纷站出来，讲述他们在机构中的悲惨遭遇。徽声在线记者跟踪采访发现，双胞胎兄弟小豪、小洲是其中被殴打致伤程度最重的一例。受害者们从机构脱身后，都尝试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为由向当地警方报案，但均未被立案。

这不禁让人深思：当戒网瘾机构将目标对准成年人时，为何“非法拘禁罪”的启动如此艰难？

进入机构第三天，弟弟瘫痪在床

哥哥无奈吞螺丝钉自残

小豪和小洲的“噩梦”始于2026年2月26日。那天，三名男子闯入他们家中，谎称是“网警办案”，强行将他们拖上车。小豪在反抗时遭到持续性殴打，腿部还被车门狠狠地撞了一下。

小豪和小洲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父亲听力三级残疾，母亲精神二级残疾。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兄弟俩在学校时常遭受霸凌，他们先后在高中辍学，小豪还被确诊了抑郁症。

事后小豪才得知，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了“重庆环帝青少年生命科学基地”的宣传。该机构声称可以矫正抑郁、自卑、厌学、亲情淡漠、游戏网瘾等问题。已成年的兄弟俩辍学在家、没有工作，平时的消遣就是打打游戏。父亲联系了这家机构，为兄弟俩购买了3个月的矫正培训。

原本机构的报价是每位学员5万元半年，考虑到他们的状况，最终给出了折扣价：2人3个月总共5万元。父亲先支付了2万元“学费”，约定待兄弟俩培训满1个月后再付尾款。

重庆环帝青少年生命科学基地的网页宣传内容。

在基地里，小豪和小洲接连遭受暴力对待。弟弟小洲本就患有腰椎间盘膨出，进入基地后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还被人脚踢腰部。到第三天，小洲就下肢麻木、无法下床。教官却称其“装病”，一直拖到第9天才将其送医。经医院检查，病情已严重到存在瘫痪风险。

在小豪的自述中，他因不断为弟弟求救、不配合教官安排，经历了如同人间炼狱般的19天。为实现对他的“管教”，教官和几名助教多次对他扇耳光、用铁凳猛击背部、用竹板抽打四肢；为逼迫他顺从，教官将其单独关押、安排人员对他全天候看管，甚至夜间睡觉也不允许关灯。

在这19天里，小豪多次提出就医被拒，还曾被逼吃肥皂、喝洗衣液。不堪忍受之下，小豪吞下螺丝钉自残求救。

后经医院检查，在这19天的经历后，小豪的右手手指骨折、韧带断裂。就在离开机构前，工作人员强迫他签署了一份“自残免责协议”，仅退还了九千余元的“学费”。

小豪被殴打后的手指，目前仍难以正常伸直。

事后，小豪和小洲以遭受非法拘禁、殴打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仅对殴打一事立案，并对涉事教官李超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另两名施暴者为“助教”，系未成年人，仅被罚款500元。而对于机构涉嫌非法拘禁一事，当地警方未予以立案，办案民警称是其父亲自愿送机构，属于家庭纠纷、难以立案。

小豪报称遭受非法拘禁，警方未予立案。

警方对涉事教官李超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

其中2名施暴者为“助教”，系未成年人，仅被罚款500元。

小豪告诉徽声在线记者，直到警方立案调查后，一份伪造签名的托管协议才浮出水面，揭示了这场“噩梦”的起因。

在那份协议中，父亲将其委托给“重庆环帝青少年生命科学基地”接受封闭式管理教育培训。协议上不仅伪造了父亲的签名，还有自己和弟弟的签名。“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份协议，也从来没在什么协议上签过字。我父亲还是文盲，那份协议上的字迹明显是造假的。”小豪说道。

全封闭管理的戒网瘾机构是否涉嫌非法拘禁罪？

小豪、小洲的经历并非个例。

近日，多位戒网瘾特训机构的已成年受害者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有的因在家打游戏代练被妈妈骗去机构；有的因对父亲照顾不周、产生口角冲突而在凌晨被机构强行带走；有的是与父亲意见不合、沟通较少被送入机构；还有的已成年子女，甚至是被送入机构去“戒熬夜”“治抑郁”“治叛逆”……

徽声在线记者跟踪采访的多个案例显示，这些在短视频平台上痛骂游戏、痛斥躺平、痛陈厌学的自媒体账号，大量都是这些戒网瘾机构的宣传账号。

他们一方面通过“骂游戏”等话术、演绎问题青少年变“乖宝”等剧本收割父母的焦虑，引诱其下单；另一方面在机构的所谓培训、矫治中，大量存在无资质办学、超范围经营、限制学员人身自由、安排教官24小时监管、没收手机切断与外界通信，甚至虐待、殴打学员等行为。

重庆环帝锦辉教育基地的宣传网页。

环帝机构老师的微信截图。

环帝机构老师的微信截图。

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从机构脱身后，都曾尝试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向当地警方报案，但均未被立案。

结合“非法拘禁罪”的构罪条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徽声在线记者，如果子女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即使父母与机构签订协议，将孩子以戒网瘾等理由关起来，也涉嫌非法拘禁罪。“成年人有处分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只有其事前自愿同意机构短期协助戒网瘾，才能排除行为的犯罪性，因此前提一定是被害人自愿同意，如果被害人没同意，那么肯定是构成非法拘禁罪的。”

陈永生还谈到，即便子女是未成年人，父母和机构签协议、违背孩子意愿将其关押，同样构成非法拘禁罪。即便父母拥有监护权，但监护权存在法定边界，监护权并不包含剥夺人身自由的权限。

对于家长与机构签署的托管协议效力，陈永生认为，协议中但凡包含限制、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的内容均应全部无效。他表示，父母、机构双方都没有剥夺他人自由的法定权利，监护权仅能用于正常教育劝导，不能转让剥夺自由的权限。父母可以劝说、沟通劝导子女，但一旦子女明确拒绝，仍采取捆绑、禁闭、物理强制手段限制其离开，就超出了监护合法范围。

“家务事”认知下，非法拘禁罪启动难

徽声在线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豫章书院案之后，鲜少有戒网瘾特训学校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追诉。为何“非法拘禁罪”启动难？

“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代理律师尚满庆告诉徽声在线记者，“非法拘禁罪”最初立法设计主要用于区分绑架犯罪，专门规制因合法、非法债务扣押他人限制自由的行为，法条并未针对家长委托矫正机构管教子女这类特殊人身关系作出细化规定。基于这一历史背景，不少办案人员容易习惯性认为，机构约束未成年人行动自由属于“家长授权下的管教行为”，由此直接排除非法拘禁的成立可能。

“但家长委托机构矫正行为，并不代表授权机构肆意剥夺、侵害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监护权的让渡存在清晰法律边界，委托管教不等于允许非法拘禁，或是体罚、殴打。”尚满庆认为，而成年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拥有完整、不受干涉的人身自由权，更不存在“监护权委托”可能性。

尚满庆还分析，一些戒网瘾机构在地方的经营和发展中，也在寻求与当地公权力部门相关人员的利益勾连。在相关案件的具体办理中，需要引入排除权力庇护、隔绝干预案件公正办理的措施。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刑事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军也谈到，“非法拘禁罪”在法律适用中，往往与民事上的侵害自由权界限模糊，社会认识不统一。特别是相较于有形的身体侵害，限制自由的伤害性不明显，我国文化往往更注重公民有形、物质权利的损害，而轻视精神、抽象权利的损害和保护。甚至一些司法人员认为，仅仅限制自由没有什么大的损害，如果没有造成死亡等重大伤害后果的，一般不启动刑事追究，多以治安处罚了结。

国内最早跟进豫章书院案、长期关注戒网瘾机构的公益人士温柔认为，实践中，执法机关普遍持有“家长怎么可能害孩子女”的固有观念，将家长送子女到戒网瘾机构的行为简单归为家庭内部管教矛盾，从而导致对其中刑事犯罪“视而不见”的结果。

在这种普遍认知之下，戒网瘾机构从接受父母委托、到上门接孩子、再到送入机构矫治这个流程中，在多个环节都存在违法操作。温柔介绍，有的戒网瘾机构甚至并不会验证委托人、与将被抓去管教的孩子是否真的是亲属关系。“只要你声称是某人的父母，然后把某人的名字、所在地告诉他们，支付一笔订金，他们就会上门抓人。”温柔介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戒网瘾机构甚至演变成了一个“私人的执法机构”，“他们对已成年子女的这种拘禁，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家庭教育问题、亲子关系问题”。

在温柔看来，对戒网瘾机构的规范、违法行为的追诉，非法拘禁罪是“最小的一个罪”。因为如果要定机构涉嫌非法拘禁罪，法庭辩论阶段一定会涉及到家长授权等各种质证。相比之下，戒网瘾机构实际运行中，诸如虚假宣传涉嫌诈骗、冒充网警涉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罪，这些情形的取证、调查、追诉都更为清晰简单，一旦构罪，刑期和处罚也将更重。

温柔期待，公安机关能够重视戒网瘾机构运营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不再将对违背个人意志的送戒网瘾学校视作“家务事”，遇到学员报警求救，能够及时、公正介入，调查其中是否存在限制人身自由、故意伤害等情况，切实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

自作主张将已成年子女送戒网瘾机构

父母也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非法拘禁罪有何立案门槛？

多起戒网瘾机构受害者告诉徽声在线记者，即便持有医院诊断、机构托管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同期学员证言等材料报案非法拘禁，公安机关仍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陈永生表示，刑事立案证明标准比较低，刑事诉讼法仅要求有一定证据表明“可能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需要达到审判阶段“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

“根据法定办案流程，在受害者报案后，公安应当先受理、开展初查，主动询问机构人员、报案人父母、同期学员核实情况。”陈永生认为，只要查实关押行为违背子女本人意愿，就应当正式立案，后续再全面搜集完善证据。因此，不能仅凭现有材料直接认定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值得一提的是，自作主张、将已成年子女送入戒网瘾机构的父母，虽是出于管教目的，但也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永生建议，从兼顾法律和情理的角度考虑，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先行立案，同步联动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介入调解，促成被害人与父母达成刑事和解。“非法拘禁属于轻罪，若受害者谅解父母，司法机关可对家长作出不起诉、撤案处理，或是适用缓刑、定罪免刑。”

陈永生强调，强制关押他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立案本身具有重要的普法警示作用，在此基础上开展调解，既能让双方充分沟通化解家庭矛盾，也能清晰厘清双方各自的问题，实现法理与情理平衡。而直接不予立案，本质上属于执法不当，会变相纵容各类戒网瘾机构的违法拘禁行为。

徽声在线报道

徽声在线记者刘嫚 程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