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亿灵活就业：社会转型的显影而非污点

1.

近期，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引发了广泛讨论：据预测，到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将攀升至3.2亿，占据就业总人口的44%以上。

这一数字公布后，不少人面露忧色。网络上，焦虑情绪蔓延，有人质疑这是“半失业的委婉说法”，有人认为“灵活就业不过是打零工，难称正当职业”，更有甚者，直接将灵活就业者与“社会边缘群体”划上等号，仿佛这3.2亿人瞬间沦为了城市的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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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我们不禁要问，灵活就业在大众眼中究竟是何形象？是卑微的临时工，是无能者的无奈选择，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均未触及核心。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灵活就业究竟是什么？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灵活就业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外卖、直播、网约车等新兴行业催生的新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2015年，黄宗智先生的研究就指出，中国当时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已占城镇就业人员的约四分之三，即4亿城镇就业者中有3亿属于非正规就业。从2000年的1.16亿增长至2020年的2.48亿，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经历了显著增长。

由此可见，早在多年前，我们就已是一个“3亿非正规就业”的社会。只不过那时，我们称之为“农民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实质上就是没有正式编制、缺乏完整社保、工作预期不稳定的劳动者。

因此，“灵活就业”虽为新名词，但这种劳动关系却历史悠久。它比新中国历史更悠久，比改革开放更早存在。在传统农业社会，短工、帮工、零活随处可见。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国家分配制度，农村则由公社统一组织，看似“正规”，实则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上，只有城市居民享有这种“正规”待遇，农村居民连进城资格都没有，更别提“正规”与否了。

改革开放后，非正规就业规模迅速扩大。这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国际劳工组织早在2002年就指出，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非正规经济人员已占非农从业人员的半数至四分之三。因此，今天的3.2亿灵活就业者，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

灵活就业并非社会污点，而是国家发展转型期的常态。

3.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灵活就业并非污点，为何大众普遍认为其“低人一等”？

这就涉及到第二层原因：许多人认为灵活就业不体面，从事外卖、网约车、直播等工作似乎不符合“正经人”的标准。表面上看，这是“面子”问题。

但我认为，大众真正在意的并非面子。试想，若灵活就业收入丰厚、社保完善，谁还会在意其名称？

这里有一组有趣的数据：中国蓝领群体月均收入从2013年的2868元增长至2025年的6230元，增幅超过一倍。更重要的是，蓝领收入增速已连续六年超过白领，两者收入差距从2013年的3344元大幅缩小至2250元。预计2027年，这一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至2020元。

部分工种收入已相当可观。月嫂月均收入达10128元，外卖员8325元，货车司机8279元。平台建立了基于服务质量的星级评价体系，服务优质、评分高的劳动者能获得更高单价和更多订单。部分金牌月嫂月收入可达25000元以上，资深外卖员也能月入过万。

由此可见，灵活就业的“里子”正日益丰厚。

然而，焦虑情绪仍存，因为“里子”尚不够厚实，且存在对比参照系。

4.

这就引出了第三层，也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业市场的“双轨制”对比。

若将灵活就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在美国，钢铁行业工人平均年薪达8万美元，堪称蓝领阶层的金饭碗。德国汽车产业工人平均时薪超过30欧元。荷兰机械师平均年薪7.9万美元，德国为7.66万美元。

这些数字意味着，在这些国家，蓝领工人完全能过上体面、安稳、有尊严的生活。无论是电工、水管工还是汽车修理工，社会需求度高，收入也不逊于白领。

然而，在我国，问题不在于灵活就业本身，而在于其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巨大落差。看看那些所谓的“正经工作”——医师、公务员、国企员工、事业单位人员——他们不仅收入体面，还有完善的五险一金、稳定的晋升通道、宽裕的假期和可观的退休金。

反观灵活就业者，截至2024年底的数据显示，全国2亿多灵活就业者中，养老保险参保率仅约35%，医保参保率约33%。他们需全额承担社保费用，无单位分担；公积金基本无法缴纳；购房贷款成本也更高。

更具体地说，尽管灵活就业群体基础医保参保率达91.5%，职业伤害保障覆盖率达86.2%，基本生存保障有所兜底，但长期养老规划信心仅42.3%。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灵活就业者对晚年生活缺乏信心。这并非悲观情绪，而是保障缺失的现实。

于是，一个刺眼的格局形成：公家单位保障齐全，灵活就业者连完整社保都难以凑齐。两者对比，灵活就业自然显得“低人一等”。

5.

因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灵活就业是污点”，而在于资源分配机制存在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投资于人”。

若一个社会愿意为每位劳动者——无论是办公室职员还是外卖员，无论是有编制者还是自由职业者——提供公平保障、体面收入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那么灵活就业就只是工作方式的选择，而非社会地位的烙印。

发达国家已验证了这一点。他们的蓝领工人之所以收入高、地位高，并非因为劳动力天然更值钱，而是因为制度设计确保了每位劳动者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我国，灵活就业已占就业人口的44%，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支柱”。但承认其为支柱，却不给支柱打地基，这显然不合逻辑。

好消息是，情况正在改变。“十五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加强灵活就业群体保障，国家也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扩大至17个省份。但说实话，这还远远不够。

6.

回到最初的问题：3亿灵活就业是社会污点吗？

我认为不是。

它并非社会污点，而是社会转型的显影。它意味着我们已到了一个关键路口——就业方式、劳动关系已变，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机制、职业发展通道尚未同步跟上。

3.2亿人不是数字，是3.2亿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有家庭要养，有房贷要还，有老人要照顾。他们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深夜将外卖送到你家门口。他们并非从事见不得人的事，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参与社会运转。

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超过四成的劳动力选择或被迫选择灵活就业时，我们这个社会准备好了吗？

保障体系准备好了吗？收入分配机制准备好了吗？对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同准备好了吗？

若均未准备好，那么需要改变的就不是灵活就业者的心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