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日本二十载，两段婚姻揭秘：日本女性共有的那些特质

我叫周明远，现年五十二岁。回想起1994年，我怀揣着三万日元和一本被翻得破旧不堪的日语教材，从大连乘船抵达了神户。那时的我，年仅二十二，满心以为日本是遍地黄金的国度，只要肯拼搏，一切皆有可能。

初到日本的头两年，我在神户港口附近的一家中华料理店担任洗碗工。老板是福建人，对我颇为关照，不仅提供食宿，每月还给我十二万日元的薪水。

那段日子，我白天在店里忙碌，晚上则前往语言学校学习，周末还会去便利店兼职。虽然辛苦，但年轻的我从未觉得疲惫，反而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奔头。

我的第一任妻子，名叫田中美咲，是语言学校隔壁花店的一名店员。我们的相识，颇有些平淡无奇。语言学校门口有个自动贩卖机，我每日下课都会去买一罐咖啡。而花店就紧邻贩卖机，她经常在门口整理花束。一来二去，我们便开始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

记得有一天下大雨，我未带伞，只能站在贩卖机旁的屋檐下躲雨。她见状，从店里拿了一把透明伞递给我，轻声说：“用完放在门口就行。”次日我还伞时，顺便买了一束最便宜的雏菊。她笑了，说在花店工作三年，还是第一次有人买花送给她。

美咲比我年长两岁，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没有孩子。她话不多，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宛如月牙。我们交往了半年，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是1997年的春天。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安稳。我辞去了料理店的工作，进入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担任业务员，专门对接中国的客户。美咲则继续在花店上班，每天傍晚都会回家做饭。她做的饭菜十分可口，尤其是那味噌汤，用的是她老家信州的白味噌，甜丝丝的，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然而，我很快便发现了一个问题。美咲从未与我吵过架。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不吵，而是她真的不会与你起正面冲突。我加班到深夜回家，她从不询问原因；我周末与同事外出喝酒，她也从不抱怨；我把脏衣服扔在沙发上，第二天她便会洗好叠好放在柜子里。

起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舒适，认为美咲就是贤妻良母的典范。但渐渐地，我开始觉得不对劲。有一次，我问她：“你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她想了想，说：“没有啊，挺好的。”

那种感觉，就像你对着一面湖水扔石头，水面会泛起涟漪，但很快又会恢复平静。你永远无法知道湖底下究竟隐藏着什么。

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四年。2001年，美咲突然对我说想离婚。没有第三者插足，也没有激烈的争吵，她只是平静地说：“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我问她哪里不合适，她却说不上来，只是反复地说着“对不起”。

离婚手续办理得十分迅速，在区役所填了一张表，盖了章，十分钟便结束了。走出区役所时，外面正下着雨，我突然想起了她当年递给我的那把透明伞。我想问她究竟是哪里不合适，但她已经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背影很快便消失在了雨幕中。

离婚后，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2003年，公司派我去东京常驻，负责华东地区的进出口业务。我在东京租了一间小公寓，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则在家看电视或去附近的居酒屋小酌两杯。

我的第二任妻子，名叫渡边绫子，是客户公司的一名事务员。

绫子与美咲截然不同。她性格开朗，说话语速极快，笑声也十分爽朗，在办公室里隔着三个工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我们因工作上的往来而逐渐熟悉，后来开始一起吃午饭，再后来便自然而然地交往了起来。

绫子比我小五岁，未曾结过婚，家里在埼玉县开了一家小超市。她父母起初对我这个中国人有些犹豫，但见过我几次后便接受了。她妈妈对我说：“只要对绫子好就行。”

2005年，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天，绫子穿着白无垢的样子十分美丽，我穿着租来的礼服，心中暗自思量，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安定下来了。

绫子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她喜欢外出游玩，周末总是拉着我去各地的温泉、轻井泽的奥特莱斯。她还逼着我考了驾照，说在日本没有车实在太不方便了。

绫子虽然性格外向，但在家庭生活中，她却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她生病了从不告诉我，我下班回家发现她烧到三十九度，还在厨房忙碌着做饭。我问她为何不告诉我，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吃点药就好了。

有一次，她妈妈住院了，她请了三天假去照顾。回来后，她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上班做饭。我是后来从她妹妹那里才知道，那三天她几乎没怎么合眼。我问她为何不让我帮忙，她说不想让我担心，而且这是她自己家的事。

“自己家的事”——我们已经结婚了，她家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但她却不这么认为。在她的意识里，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将“自己应该承担的”和“可以麻烦别人的”分得清清楚楚。而那条界限画得十分严格，几乎将所有事情都归在了“自己承担”的那一侧。

2010年，绫子怀孕了。我欣喜若狂，觉得有了孩子一切都会变得不同。然而，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却不幸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