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聚焦：埃里克森倒地后ICD关键时刻显神威

在丹麦队的一场比赛中，埃里克森意外倒地，幸运的是，他体内植入的ICD（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设备迅速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场丹麦与乌克兰的友谊赛，以丹麦2-1的胜利告终，但比赛中的一幕却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埃里克森在场上突然倒地，让人不禁回想起他在2020欧洲杯上那次惊心动魄的心脏骤停。好在，这次他体内植入的ICD设备及时介入，为他的心脏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ICD，这个位于埃里克森胸腔内的小设备，通过导线与心脏紧密相连。一旦心脏停止跳动，它会立即释放电击，帮助心脏重新启动；若检测到心律异常，同样会通过电击使心跳恢复至正常节律，堪称心脏的“守护神”。

丹麦国家队队医莫滕-博森在赛后表示：“ICD的反应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它及时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埃里克森倒在草坪上，接受医疗人员的紧急治疗，周围是情绪激动的队友们。这一幕，与他在欧洲杯上的那次倒地何其相似，当时那一幕震惊了全球球迷，也让人对运动员的心脏健康问题更加关注。

那么，对于植入ICD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如何重返顶级赛场？这其中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当设备启动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ICD的大小约为半部手机，植入它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心力衰竭、冠心病以及心律失常等。对于运动员而言，能否重返赛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具体病情。

运动医学专家阿曼达-拉赫蒂博士指出：“每个病例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一概而论。”

她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一个共同决策的过程。我们需要听取俱乐部、球员、经纪人以及医学专家的意见，全面评估风险和潜在收益。然后，大家共同决定，球员是否应该继续职业生涯，还是应该选择退役。”

“然而，难点在于，运动员本人拥有最终决定权。他们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愿意承担一些我们普通人或许不会承担的风险。”拉赫蒂博士补充道。

回想起埃里克森在2021年6月的那次心脏骤停，当时他效力于意甲国际米兰。值得一提的是，意甲是少数明确禁止植入ICD的球员参赛的联赛之一。

但埃里克森并未因此放弃，他先后在英超布伦特福德和曼联成功复出。英超联赛并没有一刀切的规定，而是要求球员必须接受单独检测，以评估其身体状况是否足以应对高强度的比赛。

埃里克森在2022年接受徽声在线采访时曾表示：“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风险，真的没有。我有ICD，如果发生任何情况，它都会保护我。”

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以及欧洲足联都允许植入ICD的球员参加其旗下的赛事。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也同样持开放态度，埃里克森过去一个赛季就效力于沃尔夫斯堡。

随着医学的进步，医学界对运动和心脏问题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

拉赫蒂博士回忆说：“大约在千禧年前后，所有人都会被直接告知不能参加任何运动，甚至是休闲运动。但后来我们发现，有些运动员并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在运动中检验自己。对其中很多人来说，ICD的效果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如今的ICD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它们能够承受身体接触，而且多数情况下除颤速度很快。但当然，这并不是100%的保证，没有人能确保你一定能活下来。”她坦诚地说。

对于担心设备启动的患者来说，植入ICD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前英格兰板球运动员詹姆斯-泰勒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与其害怕、焦虑，不如把它当成朋友，当成能救你一命的东西。”泰勒因被诊断出遗传性心脏病并植入ICD，在26岁时选择了退役。

他回忆说：“我刚植入它一个月，它就启动了。讽刺的是，当时我正在台上谈论这个设备，然后它就真的启动了。”

“感觉就像胸口发生了一次小爆炸，它把我向后震了大约一米。我全程都有意识，但设备启动之后的很多事我都记不太清了，一切发生得太快。”

“当时和我说话的人说，他能看到我眼睛下面有东西在跳动，所以很明显，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并在作出反应。但好在，设备起作用了。”泰勒庆幸地说。

当然，ICD也可能出现所谓的“不适当电击”，即设备被错误触发。

泰勒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我在安提瓜度假，ICD捕捉到一个它以为是我心跳达到每分钟500次的信号，但实际上那是泳池水泵的声音。”

“我突然被震得在水里弹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几秒钟后，我意识到是设备启动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肯定很糟糕。”

“后来我做了一个移动数据下载，把一个设备放在胸口上方，它会把所有信息发给医生。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没问题，设备不该启动。我甚至不知道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尽管如此，泰勒表示ICD总体上给了他安全感，也让他在打高尔夫和板式网球等运动时更有信心。

他感慨地说：“当你的生活可能在任何一秒发生改变时，那是很可怕的处境。”

“它可能让你变得孤立无援，因为一旦设备启动，你就会失去一定的独立性。比如你不能开车，因为驾驶执照会被暂时吊销一段时间。”

“但我的生活依然很好，我也会运用自己作为国际级运动员时形成的应对机制。你不可能总是成功，也必须为挫折做好准备，让自己的心态保持稳定。”

对于植入ICD的运动员来说，是否尝试重返自己奉献了一生的顶级赛场，确实是一个极其个人化、也极其艰难的决定。

前足球运动员克莱夫-克拉克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的情况和埃里克森一样，医生找不到明确的心脏缺陷。”2007年，克拉克在效力莱斯特城期间在更衣室突发心脏骤停，27岁时植入了ICD。

克拉克说：“几个月后，我让自己恢复到了可以比赛的状态，也知道自己能够再次在高水平比赛中踢球。但问题只是，我是否愿意把自己推到极限。”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我没有那样的心理状态。那段时间，球场上发生过几起死亡事件。我有年轻的家庭，有妻子，还有一个一岁的女儿，所以我决定说：‘我爱足球，它也是我的谋生方式，但我要离开它。’”

“这很难接受。我知道自己能从心脏骤停中活下来非常幸运，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想，为什么我踢了那么多比赛、参加了那么多训练，最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克拉克感慨万分。

对一些人来说，对球队身边人的潜在影响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

克拉克补充道：“我现在用的是第三个ICD了。它能给你安心和信心，让你回到日常生活中。”

“我的设备只启动过一次。当时我在爱尔兰一场拍卖会上买马，正从一匹马旁边走过，我以为它踢了我，因为我感到一次巨大的冲击，而且感觉更多是在背部而不是胸口。那之后我住院了一周。”

“我不太确定球员是否应该被允许带着ICD比赛。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会担心对所有队友和工作人员造成的影响。你必须考虑一旦出事会有什么后果。”克拉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