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这名“清官”的，是比斩首更残酷的历史审判

在清末庚子年间的动荡岁月里，山西地区对传教士的迫害尤为惨烈。据统计，山西境内惨遭杀害的传教士多达191人，而中国信徒的死亡人数更是突破万人，这一数字触目惊心。

山西之所以成为这场悲剧的重灾区，与山西巡抚毓贤的极端仇外思想密不可分。尽管传教士们在山西各地兴建医院、学校、戒毒所，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但在毓贤这样的保守官员眼中，这些善举却成了对朝廷权威的挑战。他固执地认为，西方的知识和文化将动摇大清的根基，因此对传教士们充满了敌意。

毓贤不仅自身仇外，还积极鼓吹义和团的忠君爱国精神，力劝朝廷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在山西，他将义和团拳民首领奉为上宾，甚至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屠杀传教士和信众，一时间山西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为了进一步清除传教士，毓贤发布通告，声称兵力不足，无法保护他们，要求所有传教士前往太原巡抚衙门前集合。然而，这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等待他们的是无情的逮捕和屠杀。

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下令将50多名传教士及其家属全部杀害，这一暴行震惊了中外。

酷吏毓贤的残暴行径

庚子教案发生时，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正在英国休假。当他回到中国后，一名叫恽程的中国人向他详细描述了在山西巡抚衙门前目睹的惨状：

在衙门边的街道上，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我挤进去一看，只见一群外国牧师、他们的妻儿以及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们被围在中间，即将面临处决。我听围观的人说，他们即将被处死。我试图挤出人群，但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悲剧上演。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妻子紧紧抱着他。他轻轻推开妻子，走到士兵面前跪下，一言不发。瞬间，刽子手的刀落下了，他的头颅滚落在地。

紧接着，胡德理、佩鸿恩、罗维特医生和卫理森医生等人也相继遭到砍首。毓贤显得不耐烦起来，他命令身边的护卫用长把大刀一起参与屠杀，场面更加惨烈。

随后被斩首的是铎牧师、席牧师和怀德豪。怀德豪一刀毙命，而铎牧师和席牧师则挨了好几刀才倒下。男人杀完后，轮到妇女们。法尔定夫人紧紧抓着孩子的手，小孩也紧紧抱着妈妈。但官兵强行将他们分开，一刀向母亲挥去。刽子手手法娴熟，一刀一个准。而官兵则显得笨拙不少，一些妇女挨了几刀才毙命。罗维特医生的夫人临死还戴着眼镜，牵着小孩。她大声质问围观人群：“我们来此为拯救世人，从来都行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话音未落，一个官兵取下她的眼镜，给了她两刀......

基督徒被斩首后，轮到天主教徒。主教年事已高，胡须斑白。他质问毓贤为何要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毓贤没有回应，而是抽出佩剑横着向主教脸部狠狠劈去，鲜血溅满主教的胡须。主教就这样惨遭斩首。随后，神父和修女们也挨个遭到处决。

之后，官兵从大牢里牵出毕翰道牧师和他的同伴。毕牧师与鲁教士仍然戴着手铐。毕牧师在临死那一刻仍然在为别人祷告，鲁教士则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毕牧师夫人临死时牵着儿子的手，但小孩随后被杀。剩下的那位女士和两个小女孩也很快被处决。那天总共有五十五名外国人遭斩首，其中三十五名基督徒，二十名罗马天主教徒。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些当地基督徒，据目击者称有十三名之多。由于屠杀一直延续到傍晚，死难者的尸体被遗弃在原地直到第二天清晨。当晚，他们的衣物及戒指、手表等被洗劫一空。第二天尸体被移往南门内。

外国人临死时表现出的镇定自若让我们震惊不已。遇难者中除两三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哭泣与呐喊。

在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的笔下，还记载了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他是一户被杀的英国传教士雇佣的厨师。

当传教士和妻子小孩被官兵带走时，他拿着平底锅叮叮当当地敲着跟在后面，不离不弃。

传教士对他喊道：“你被解雇了，赶快回家吧！你不需要跟着我们去送死。”

但这个矮个子男人坚决不回去，坚定地跟在后面。他大声说：“没有我，谁给在监狱里面的你们买菜送饭？”

后来，苏慧廉到山西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时，还雇佣了这个中国人当厨师。

毓贤以清官自居，他自称奉行“三不主义”，即“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然而，他为人刚愎自用、心狠手辣。他的残暴和歹毒不仅体现在对传教士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中国普通百姓的态度上。

毓贤曾在山东曹州担任四年知府，以善治盗闻名。然而，他的善治却是以残酷镇压为手段的。他曾在三个月内杀掉两千多人，百姓送给他一个“屠户”的外号。

有史料记载，惯偷杨炮会偷了一个包袱后被官军紧追不舍。他急忙把包袱扔到一家姓于的院内，结果姓于的被“站木笼”致死，全家也被杀害。这种株连无辜的做法令人发指。

毓贤对付百姓的酷刑多种多样、惨不忍睹。有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砸肚子）、站木笼等多种花样。这些酷刑让人听了就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站木笼酷刑示意图

清末文学家刘鹗在其著名小说《老残游记》中以酷吏“玉贤”来影射毓贤，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评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毓贤这类清官的危害。

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后，义和团被剿灭。1900年9月26日，山西巡抚毓贤被革职并发配新疆。第二年2月13日，清廷颁布诏令加重对“首祸诸臣”的惩处，对毓贤即行正法。

诏书在甘肃追上毓贤后，他的人头被砍下，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毓贤留下遗言说：“我杀人，夷狄杀我，亦有何憾。”“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老成谋国，切须早慰两宫心。”（两宫指慈禧和光绪）至死之际，毓贤也没有对自己的恶行表示后悔，反而遗憾以后不能再报效朝廷。

从实质来看，毓贤只不过是朝廷使用的工具而已。朝廷利用他排外作恶，又把他推出来顶替罪行。所谓的清官、所谓忠心爱国，不过是他的遮羞布而已。

对于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爱国贼”而言，斩首并不是最残酷的刑罚。更为残酷的是死后永远的骂名和历史的审判。

可悲的是，毓贤被处死后山西竟有百姓为其修建祠堂纪念，后被清廷勒令拆除。直到如今，在网络上依然常常有人称赞毓贤“忠君爱国”。毓贤虽然死了，但曾经寄生在他身上的阴魂依然在不少人身上如鬼火般复燃。

爱国没有错，但狭隘仇外不是爱国而是害人害国。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据说李鸿章在弥留之际曾痛斥毓贤误国。这个阴魂如不消散将继续给这个民族带来不祥和灾难。我们必须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共同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