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因家贫提分手，二十年后我成市领导，同学聚会上重逢她

那个寒冷的冬日，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被分手的打击。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刚刚从省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里的中学任教。说是分配，其实也是无奈之举。父亲在镇上的砖厂辛苦劳作了一辈子，肺病缠身，母亲则守着那几亩薄田维持生计。

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承载着全村人的期望，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份所谓的出息，不过是从泥泞的乡村走到了相对整洁的县城。

林晓，我的大学同学，中文系的才女，长相清秀，言谈举止温文尔雅。我们从大二起便坠入爱河，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约会时，我只能带她去学校后门的小面馆吃一碗简单的牛肉面，或者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漫步。她从未嫌弃，反而夸赞我踏实可靠。

毕业后，她回到了市里，凭借父亲的关系在一家报社找到了编辑的工作。我们开始了异地恋，每周一次的电话，每月一次的见面，成了我们维系感情的纽带。

分手的消息，是在那个冬日传来的。她乘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县里，我以为她是来陪我共度元旦的。我特意借了同事的自行车去车站接她，还在路边精心挑选了一束花。

她下车时，脸色凝重。我递上花，她勉强接过，却未露出一丝笑容。我骑车带她回学校宿舍的路上，她沉默不语，我的心中开始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回到宿舍，她环顾四周，那是一间简陋的十来平米小屋，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办公桌，墙皮已经脱落。我为她倒了杯热水，她捧着杯子坐在床边，许久才开口。

"建国，我们分手吧。"

这句话如晴天霹雳，我手中的杯子差点掉落。我追问原因，她低头沉默片刻，终于说出了实话。

在我再三追问下，她吐露了心声。

"我妈说，你家那个条件，以后结婚连房子都买不起。我不想一辈子都住在这种地方。"

她说话时，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我。我张了张嘴，却无言以对。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四百多块，还要寄钱给父亲看病，确实无力承担买房的重任。

我试图挽回："我会努力的，再给我几年时间。"

她摇了摇头："建国，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也不想冒险。"

她离开时，将那束塑料花留在了我的桌上。我送她到车站，看着长途车渐行渐远，我独自站在寒风中，吹了很久的冷风。那天晚上，我粒米未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彻夜难眠。

痛苦是难免的，但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就是能迅速将痛苦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新学期开始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我教授初中语文，班上五十多个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与我小时候的经历相似。我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教学上，晚上备课到深夜，周末还为成绩差的学生免费补课。第一年期末考试，我带的班级语文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校长在大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

第二年，县教育局举办了青年教师比赛，我荣获一等奖。局里的领导注意到了我，邀请我去局里帮忙撰写材料。我思考后，欣然接受了邀请。

从那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开始悄然改变。

在教育局工作了两年后，我被借调到县政府办公室。那时我二十七岁，开始接触行政工作。我发现自己似乎天生适合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我多么有城府，而是因为我能吃苦、能熬夜、写东西快、办事靠谱。领导交代的任务，我总能圆满完成。

二十八岁那年，母亲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镇上卫生院的护士，名叫秀芬。她长相普通，但性格极好，笑起来十分爽朗。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说："我听说你是大学生，在县政府上班，真了不起。"我谦虚地回应："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个写材料的。"她却认真地说："能写材料就是有本事，我连个请假条都写不好。"

我们相处了半年就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镇上摆了十桌酒席。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咳嗽了一整晚，但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踏实。秀芬从不嫌弃我穷，我加班到深夜回家，她总会为我留一盏灯和一碗热汤。儿子出生那年，我恰好被提拔为县政府办副主任，三十岁，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算是非常年轻有为了。

后来的事情，看似一帆风顺，但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三十二岁任县政府办主任，三十五岁下到乡镇当镇长，三十八岁回县里任副县长，四十岁调到市里任局长。每一步都凝聚着我的汗水和努力，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无数次面对棘手问题的挑战，无数回在压力下咬牙坚持。

四十三岁那年，我被任命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组织谈话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愣了很久。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冬天，我站在县城的长途车站，看着林晓乘坐的车消失在路的尽头。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一个穷教师，连心爱的人都留不住。

年轻时的痛苦确实让我一度消沉，但后来我想通了，林晓并没有做错什么。谁不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呢？她只是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现实的选择。况且，如果不是那次分手，我可能不会如此拼命工作，也不会遇到秀芬，更不会有现在的生活。人生的事情，真的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再次见到林晓，是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

那是我们毕业二十周年的日子，班长张伟在市里组织了一场聚会，订了一家酒店的包间。我本来不太想去，这些年我参加了太多的应酬，对饭局已经有些厌倦。但张伟打了三次电话，说难得大家都在，一定要来。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去之前我跟秀芬说了，她正在厨房洗碗，头也没回地说："去吧去吧，跟老同学聚聚挺好的。少喝点酒，你胃不好。"

到了酒店，包间里已经来了十几个人。二十年没见，大家都变化很大，有的胖了，有的秃了，但聊起天来还是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大家互相寒暄，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气氛十分热烈。

我是最后几个到的。推门进去的时候，张伟大声喊道："哎呀，周建国来了！"众人都笑着站起来，我赶紧摆手示意大家别客气。

我扫视了一圈，看到了林晓。

她坐在长桌的另一头，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衫，头发烫成了卷发，比大学时候胖了一些，但五官依然精致。她也看到了我，眼神有一瞬间的闪躲，然后冲我点了点头，勉强笑了一下。

我也点头回应，然后在张伟安排的位置坐下。

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得很开心，回忆着大学时候的趣事，谁追过谁，谁考试抄过谁的，笑声不断。有人提起我当年在学校广播站朗诵诗歌的事情，说我那时候文艺气息十足，现在怎么变成了领导干部的样子。我笑着说："生活把人磨砺得呗。"

酒过三巡，有人开始敬酒。我端着杯子一桌一桌地转，到林晓面前时，她站起来，端着一杯橙汁。

"建国，好久不见。"她说道，语气平静，但我能感觉到一丝不自然。

"好久不见。"我碰了一下她的杯子，"你还好吗？"

"还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你呢，听说在市里当领导了，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