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家晚宴：座位背后的市场经济体制差异

中美企业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代表

晚宴上的座位安排，暗藏玄机

随着美国某位重要人物来访，随行企业家团昨晚参加了正式晚宴。

按照国际惯例中的级别对等原则，中方自然也需要安排相应级别的企业家作陪。

那么，究竟派谁出席，这里面可大有讲究。

比如，雷军并未选择与乔布斯（虽已故，此处为假设对比）同框，而是与马斯克留下了合影。

然而，马斯克这位自诩为美帝科技界“一字并肩王”的人物，似乎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表现得颇为不礼貌。

晚宴上，老板们共分两桌，大体遵循了“专业对口”的原则进行分配。

在马斯克、黄仁勋、库克等科技新贵所在的桌子上，中方企业家有海信集团贾少谦、蓝思科技周群飞、万向集团鲁伟鼎、福耀玻璃曹晖、字节跳动CEO梁汝波、联想杨元庆等业界精英。

而在波音CEO奥特伯格、GE航空航天CEO卡尔普等航空业巨头所在的桌子上，则有两家国企的老总——国航董事长刘铁祥、商飞董事长贺东风，以及雷军等跨界嘉宾。

这份名单，细细品味，颇有意思。

按常理，石油、能源系应该是重中之重，但此次晚宴上，双方却都未派代表出席。美方或许希望中国能转变能源采购方向，从伊朗转向美国，但这一提议的可行性显然不高，因此双方也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

金融领域同样重要，美方派出了五位大佬，但中方能派出谁呢？

更关键的是，双方能对接些什么呢？

至于航空航天领域，中方派出了两位国企老总，毕竟在发动机、飞机整机等方面，双方有着大额的交易合作。

不难看出，美方派出的企业家，基本上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产业面貌。

而中方这边，真正的大佬——能源、金融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却集体缺席了。

或者说，能源代表着过去和现存的利益格局，而非未来趋势，因此在美方眼中，它们并不代表未来。

但在中方，这些领域才是真正的“大佬”，它们掌控着所有产业的上游资源，如同大坝一般，精准控制着能流入民企的“灌溉水”。

这些真正的大佬，恰恰需要保持低调，无需在这种公开场合露面。

饭局上笑容满面的雷军、曹晖、鲁伟鼎等人，不过是展示给外界的窗口。真正决定能源大单、飞机订单、金融准入等关键事务的，是饭局外那间不起眼的部委处级干部的办公室。

正因如此，石油、金融等目前冲突较为激烈的领域，既然无法正常合影握手，干脆就不出席了，免得尴尬。

再说了，中方的行业领袖，往往同时也是省部级大员，与那帮没有编制、可能口无遮拦的美国企业家坐一桌，只会如坐针毡、如芒在背。万一说错话，还要承担责任。与其这样，不如在幕后闷声发大财。

至于航天系的领导，实在是有求于人，不得不亲自出面应对。

毕竟，在组织序列里，他们首先是“干部”，其次才是“老总”。马斯克坐在那里，他代表的就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公司、所在的行业。而如果中石化的戴总坐在那里，他能代表谁呢？

在体制内，授权是非常严格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都需要谨慎对待。

而且，国企的行为往往同时被视为国家战略工具与市场主体，甚至民企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国家战略义务。

而马斯克等企业家，则是以自己企业的需要来塑造和影响国家权力。

这其中的差别，可谓天壤之别。

这份上桌名单，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镜像，也反映了我们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优势！

落到现实里，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美国对外展示的是“谁的财富”，中国对外展示的是“谁的体系”。

一个向外扩张，一个向内整合。

饭局上谁坐、谁不坐，不过是这个复杂结构在灯光下的一个影子。

那么，这张桌上的人，谁能走得更远呢？

答案或许是杨元庆。

回想2014年4月21日，杨元庆曾带马斯克上《对话》节目。当时，杨元庆翘着二郎腿，自豪地表示联想平均每秒能卖出5台设备。他询问特斯拉的情况时，马斯克尴尬地回应称用户不到3万。

经济学者如哈耶克等曾分析过，为什么政商合一的体制在某些情况下能将效率发挥到极致，形成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碾压优势，但却始终难以完成颠覆性创新。

这是因为现存利益结构与权力深度捆绑，颠覆性创新意味着要破坏现有的利益结构，这是权力所难以接受的。

同时，颠覆的本质是“事前不可证明”，而权力只能基于“可汇总的信息”来做出决策和放行。换句话说，国企在创新方面往往更加谨慎和保守，《》因为它们输不起。

就像波斯内部现在无法统一意见，总统与革命卫队各行其是，根本原因也是后者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输不起，只能绑上全体国民一起承担风险。

好在我们拥有辩证法这一有力工具，能够非常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形成了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市场购销两旺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