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中国AI企业全球化新路径：文化交织与共创 |鲍勇剑专栏

文丨鲍勇剑 （博士，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杰弗里·辛顿倾注毕生心血教会机器学习，如今却频繁发出警示：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挣脱人类控制，甚至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近期OpenAI与Anthropic的软件逃逸测试失控事件，无疑为这一担忧增添了现实注脚。

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驱动下，彻底叫停人工智能发展已不现实。当各国竞相角逐，无人愿率先停下脚步时，单独关闭实验室大门变得不可能。我们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如何治理一种能力增长远超制度演进速度的技术。

“礼失而求诸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AI的实践，为我们探索备用系统提供了宝贵启示。

少数民族语言融入AI的探索

中国在少数民族语言技术领域的探索，为AI时代如何保留语言多样性提供了生动案例。

内蒙古大学的研究团队，数十年来深耕蒙古文信息技术，涵盖排版、信息检索、光学字符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及办公软件等多个领域。2019年，他们与内蒙古奥云科技携手，推出了蒙古文人工智能平台，提供语音识别、合成及机器翻译等服务，助力蒙古文从纸质载体迈向数字世界，实现检索、处理与应用。

此类工作的价值常被低估。若一种语言无法便捷输入电脑、被手机识别、在互联网上检索或被AI助手理解，其在教育、商业及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将逐渐边缘化。数字化不仅是古籍保存，更是语言能否持续创造新知识、表达新生活的关键。

西藏的实践同样引人注目。

2026年3月，拉萨企业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了藏语大语言模型“DeepZang”，支持藏语、汉语及英语智能对话、实时翻译及语音转写。该模型基于近7000万条藏汉平行语料及超过3.05万小时藏语语音数据，覆盖三大方言。至2026年5月，用户数已超30万，遍布西藏、青海、四川及甘肃偏远地区。

这些成果不仅彰显了技术实力，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思维对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尤其在文明遭遇危机时。

单一思维的风险与多样性价值

当前AI治理讨论多聚焦于法律规则、技术标准、系统审计及紧急控制机制，却往往忽视了设计者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的同质化风险。主要使用强势语言训练的模型，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然存在偏差。由相似文化背景精英制定的治理框架，也可能存在共同认知盲区。当工程师、监管者及企业领导者教育背景、激励机制及基本假设相似时，即使争论也可能忽视共同危险。

在安全工程中，冗余的价值在于备用系统不会以相同方式失效。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同样具有类似作用。不同社会对权力、责任、自然、共同体及个人与集体权利的理解各异，这些文化传统虽不掌握化解技术灾难的神奇答案，却能拓宽人类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文明需要的不仅是更多智能，更是真正多样的智能。

J.R.R.托尔金的《魔戒》为此提供了深刻隐喻。至尊魔戒象征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土世界强者理解权力却易受诱惑。摧毁魔戒的任务落在霍比特人肩上，他们来自被主流世界忽略的小型文化，珍视家园、友谊、美食及日常生活，对宏大权力无强烈欲望。正因他们对权力的理解与强者不同，才能将魔戒带到英雄、国王及巫师无法抵达之地。最终，世界得救既依赖霍比特人的勇气，更依赖一个无法事先设计的偶然结局。

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小型文化虽非必然纯洁，却可能保存主流体系最为欠缺的品质。

毛利语广播电台的AI治理启示

新西兰北部由毛利人主导的广播机构Te Hiku Media提供了类似实践。

Te Hiku并非先有技术再寻找用户，而是先有复兴毛利语的社区目标，再围绕此目标开发技术。由于主流语音识别产品无法准确处理毛利语，该机构动员当地居民共同建设语音数据。在一场为期十天的社区行动中，超过2500名参与者贡献了20多万条录音，形成300多个小时的标注语音数据。基于这些数据训练的毛利语自动语音识别系统，准确率达约92%。

这场行动的成功，得益于Te Hiku拥有的社区信任，这是遥远科技公司难以通过金钱购买的。当地居民参与的是一项关系到自己语言未来的共同事业，而非向身份模糊的企业数据库无偿提供“原材料”。

Te Hiku还通过“Kaitiakitanga许可证”巩固了这种信任。该许可证强调守护与照管，而非对数据的绝对占有。根据此原则，Te Hiku只是社区数据的守护者，数据利益应回馈社区，且数据只能用于符合毛利语复兴、保护及推广目标的用途。

这不仅是一个成功的语言保护项目，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AI治理模式。社区同意、公众参与及利益共享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系统的建设方式。

这一实践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AI模式相互增益，为全球AI普惠提供了根植于社区文化的治理结构。

保存认知选择，守护语言多样性

将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纳入AI，不仅是为了让更多人使用技术，更是为了保存人类未来的认知选择。语言并非附着于同一世界的不同标签，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经验、分类方式、社会关系及道德直觉。

当一种语言消失或在数字世界中失去实际用途时，人类可能同时失去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而那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会显现。我们不应要求少数群体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也不应仅因某种文化将来可能对主流社会“有用”才主张保护它。少数群体参与塑造技术未来的权利，本身并不需要功利性证明。

但与此同时，这也确实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安全。面对从未经历过的AI风险，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至关重要的洞见将来自何处。最好的防御方式之一，就是不要过早让全人类收敛于同一种技术体系、制度框架及对于“智能”的文化理解。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AI项目提供了一个富有希望的起点。当语言技术的包容进一步发展为社区权利的包容时，这些项目将释放出更大价值：人们不仅以文字和声音的形式存在于模型内部，更能坐在决定模型目的、规则及边界的谈判桌旁。

治理制度可以建立规则，技术可以创造工具，而文化多样性则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两者共同遗漏的风险。

中国AI企业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

这一模式对于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科技企业具有重要启示。全球化通常通过两种比喻来理解：一是“熔炉”（Melting Pot），地方差异逐渐消融，最终被主导性企业文化或国家文化吸收；二是传统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不同文化可以并存，但彼此分隔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

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métissage，即文化的交织与共创。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不再只是将一套已完成的技术系统出口到海外，然后翻译用户界面，而是邀请当地教育者、媒体、研究者、文化长者、创作者及语言社区共同参与系统设计。

最终形成的产品，既不完全属于输出技术的企业，也不是对某种地方传统的原样复制，而是一幅由多方共同编织的新文化图景。这种思路与中国文化中的“和光同尘”与“和美与共”形成呼应。“和光同尘”意味着收敛自身锋芒，进入并理解真实世界；“和美与共”则意味着在不消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共同繁荣。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建立一个“双C模式”：一是企业能力（Corporate Capacity），包括长期投入、计算基础设施、工程技术、网络安全及实现规模化运营的能力；二是社区共识（Community Consent），包括语言知识、文化合法性、地方参与、数据守护及决定本地文化应当如何被技术呈现的权利。

只有一个C，全球化就可能失败。有企业能力而没有社区共识，技术合作容易变成技术提取，企业从当地社区获取数据和知识，却没有赋予当地人相应的决定权和收益权。有社区热情而缺少持续的企业能力，则可能只能形成一个令人感动的试点项目，却难以长期运行，更无法实现规模化发展。

这不是企业慈善，而是有效的风险管理。一个与受影响群体共同开发的系统，通常能够获得更多信任，发现更多隐藏假设，也更有可能避免严重的文化冲突。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而言，道理其实很简单：通往最遥远市场的道路，始于对身边社区和少数族裔的真诚理解与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