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助力电影《上海女儿》，从云南边境游牧至柏林影展

今年秋季，导演Ag（本名沈仲旻）将携其首部剧情长片《上海女儿》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巡回放映之旅。这场放映活动摒弃了传统的全国发行模式和密集的路演安排，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随性的“游牧”方式。从9月至12月，《上海女儿》将从江浙沪地区启程，陆续前往北京、广州、云南，并计划拓展至东北地区。每一站，Ag都将与致力于推广文艺片的电影院、优质观影团体以及志同道合的艺术机构携手合作，进行小规模但高质量的放映活动，并辅以深入的映后交流和跨学科公教活动。

“我将独自进行这场游牧之旅，计划灵活多变，这样我就能更深入地与每一块银幕和每一批观众建立联系。”导演Ag在接受徽声在线采访时表示，这种宣发模式在以往几乎未曾出现过。

《上海女儿》不仅入围了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还获得了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华语）的青睐。这部电影难以用简单的类型来定义，它融合了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故事片的虚构元素。影片的故事灵感来源于Ag自己的真实经历——2010年父亲去世后，她多次从上海出发，前往父亲作为知青插队的西双版纳，追寻父辈们的足迹和回忆。

在《上海女儿》中，主角阿茗独自前往西双版纳，探访一座橡胶农场，寻找父亲的故人。随着探访的深入，她听到了古老的传说，遇见了神奇的动物，目睹了现实与父辈足迹的交织。在热带密林的深处，许多不期而遇的偶然事件逐渐展开。

这部94分钟的电影营造出一种宛如梦境的沉浸感。影片中有大量静止的自然景观镜头，也有类似纪录片的访谈片段。观众仿佛跟随镜头钻进了橡胶林和原始热带雨林，进行一场视觉上的冥想，既是在寻找，也是在体验。

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付东对《上海女儿》给予了高度评价：“影片以精妙的笔触描绘了中国最南部乡野中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独特世界。”

追寻父亲的私人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Ag的父亲从上海前往西双版纳插队。他很少向女儿提及云南的生活，只是偶尔会透露当年的艰辛，以及曾在靠近缅甸的森林中巡逻的经历。

15年前，父亲患上了一种罕见疾病。在弥留之际，他告诉女儿，等身体康复后，要带她去西双版纳，看看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然而，这个约定最终成为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父亲的离世促使Ag踏上了这段旅程。她独自一人跨越三千公里，前往父亲曾经生活的地方，寻找那些可能仍然存在的人和事。

她手中唯一的线索是“国营东风农场”。在景洪的地图上，这个名字分散成几十个分场和上百个生产队。她选择了离缅甸最近的几个地点，乘坐小巴到达大勐龙，然后走进一个村寨的院子。幸运的是，她遇到了父亲当年的老场长。

令她震撼的是，眼前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橡胶树。从飞机上看，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整齐得没有层次。但当她落地后才发现，这并不是雨林，而是知青和农垦工人一刀一刀开垦出来的橡胶林，承载着父亲的青春岁月。

她看到橡胶树干上布满了螺旋上升的割痕，停割后结出深红的硬痂，再次割开，又结出新的硬痂。Ag忽然感到身体上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这片沉默的地貌，本身就充满了叙事感。

2021年，Ag读到了一则新闻。一群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栖息地，一路向北迁徙，几乎走到了昆明附近，全程被无人机跟踪拍摄，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她发现，这些象走过的路线正是父亲走过的胶林边缘。她托付正在版纳研究大型兽类的演员朱聿霏帮忙牵线，认识了研究雨林修复的宋亮和环境教育专家刘光裕。这段时间的交流为《上海女儿》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2022年，Ag带着一台老索尼DV再次前往版纳。此前，她曾沿着横断山脉北上四川康区，与田野录音团队在山中等待多日，收集濒临失传的山神口传故事。这次，她顺着澜沧江-湄公河的地理脉络，收集傣族波章长老的本土神话和泼水节传说。

Ag曾担任过记者、为艺术家拍摄过纪录片、担任过独立策划人，并持续写作并出版小说集。对她而言，西双版纳就像一个沉默的地质剧场，这里的动植物和人工地貌共同构成了一个值得记录的叙事空间。

在走访过程中，她见到了父亲的老同事和老领导，与研究雨林生态的学者进行了交流，还偶然遇到了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二代。这些相遇让她重新审视父亲的人生，也让她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

2022年底的那次重返之后，她剪辑出了一段九分钟的影像作为《上海女儿》项目的概念先导。从那时起，她就非常明确地决定，要将这些生命经验拍摄成一部小成本的电影长片。

众筹：集体的田野行动

在距离《上海女儿》开机不到三个月时，项目仍然缺乏启动资金。Ag决定发起众筹，她不愿再等待创投和业内的支持。

“亲自执导电影长片，我的履历为零。我只想老老实实地写一篇文章，告诉大家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会怎么拍。我相信真实的力量，就讲清楚事情，像写一篇日志。”她没有参考别人发来的众筹范文，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只有一千多粉丝的私人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在朋友们的转发下迅速传播开来。第二天阅读量就突破了万次，接龙众筹的名单中密密麻麻地出现了近两百个名字，捐款金额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

Ag后来才知道，捐款者中有她的朋友、普通影迷、学者、白领、公务员，还有杨福东、孙文倩、曹丹等艺术界人士。对她来说，这是一场个体与个体的缘分，也是一场“集体的田野行动”。

《上海女儿》的主演梁翠珊是影片中唯一的专业电影演员，她身上有着Ag所看重的真实而自然的素人感。

与梁翠珊搭戏的都是当地人，包括社区干事、书记、割胶工、医生以及傣族社群中的男女老少。他们没有剧本，而是以类似纪录片的形式，在摄影机前重新回忆并叙述那些曾对导演讲过的真实往事。

全片没有一个上海的镜头，只有西双版纳南端靠近缅甸的橡胶林和当地真实的生活。阿茗在这里行走、开车、问路、寻觅，在当地人家里聊天、吃饭。镜头像纪录片一样静谧、克制而真实。

Ag将叙事拆解得很散，并大量留白。有人觉得电影节奏慢得有些催眠，但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如梦如幻的感觉”。如果观众能在睡梦中观看到梦境，醒来后还能与银幕上的影像产生共鸣，那就达到了她的目的，让现实、梦境与感知相互融合。

这种模糊纪实与梦境界限的倾向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年轻时，她热衷于记录梦境。在同济大学就读时，她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在德国做纪录片的导演Lothar Spree，一位是中国第四代女导演、也是谢晋的副导演武珍年——都影响了她的创作态度。Ag说：“生活就是创作者的前线，当你架起摄影机，就在不断感知、观察、寻找你想要看到的图景和景象。”

熟悉的朋友以为她拍的电影会“很飞”，没想到却是克制和沉湎的。对Ag来说，这恰是她当下生命阶段的感受。

《上海女儿》从众筹到拍摄，再到入围柏林电影节，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挑战，但每次都顺利过关。Ag说这个项目是受到祝福的，很多人的“真”在护持着它。

在制作后期时，由于缺乏资金进行调色，影片恰好入围了202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的“制作中项目”。在WIP单元中，它被知名调色师看中并获得了资助。电影顺利完成所有后期制作后，又被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选中，最终走向了国际舞台。

一部文艺电影的自由延伸

完成拍摄后的半年，在2025年的泼水节期间，Ag举办了第一期“上海女儿工作坊”。她带领一批策展人、学者、音乐人、制作人朋友前往西双版纳，进行人类学或跨学科的工作坊活动。“我们一起行走、田野调查、聆听和具身感知这片土地，每个人都创造性地思考和表达。”

一群人前往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曼迈寨子和橡胶林农场。在植物园里，朱聿霏带他们认识植物，宋亮讲解雨林修复，刘光裕进行环境教育。在农场时，社区干事谢玲带他们了解橡胶树。工作坊的最后一站聚餐院落也是电影的取景地。

《上海女儿》跳脱出了电影的单一概念，变成了一个载体和媒介，让不同的人进行广泛对话，议题不断拓展。从Ag个人的家族史和寻根之旅，拓展为对生态、记忆与历史的公共探讨。电影溢出银幕，变成了一场持续的当代艺术实践。

工作坊结束后，Ag又邀请了剧中的波章一家三口以及佛爷来到上海。波章的夫人玉拉不会汉语，在黄浦江边唱起了傣歌章哈，将整个《上海女儿》的经历全部唱了出来。Ag听着歌，忽然想到，她的电影只是个钩子，电影会结束，但生活却在持续。

Ag知道，国内文艺片的环境是逼仄的，文艺电影导演做宣发常常要把自己跑透支，苦不堪言。她选择了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更环保的、更去中心化的”方式，让电影跟随它自己的基因和命运走，找到真正属于它的观众。

她计划在11月再次回到云南，而电影拍摄的季节也是在11月。或许工作坊的第二期就会安排在这个时节，她会提前进行招募，让电影再次照进现实。

“我觉得电影引发交流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讲座、对谈、展览，甚至可以是行旅。”从众筹、工作坊、游牧放映、讲座到跨学科对谈，这些活动成为了这部作者电影的延伸。

《上海女儿》从普通的个体出发，织出了一个议题丰富的网络。在MACA“漩涡”的表演性讲座中，她提到橡胶树的种子来自亚马逊，被英国殖民者带到亚洲，在锡兰、马来西亚、泰国落地生根，最终抵达西双版纳。上海知青种下的橡胶林连接着全球物种大交换和冷战战略物资的历史。她趁着电影去往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的机会，还前往了马来西亚霹雳州考察最早的亚洲橡胶树。

《上海女儿》的投资只有一百多万人民币，一般来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至少要在成本的三倍以上才能真正回本。

Ag的幸运在于，这部被众筹托举成的电影已经在国际影展上获得了肯定。众筹者和投资人都没有给导演很大的票房回报压力，大家都觉得只要电影能做出来、在艺术性上有突破和尝试、被节展认可、最终能上映和观众见面就算很成功了。

“大家都特别慈悲。”Ag不仅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在后续宣发中也没有过高的票房压力，而是以细水长流的放映、少而精的场次去邂逅想看到电影的有缘人。

这部小成本的文艺片或许会试探出中国独立电影另一种存活的可能性。它不依赖电影工业的体系，而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它不追求票房最大化，而追求电影与观众的相遇。

她希望能在今年深秋带着电影“游牧”回到版纳，在农场的空地上进行一场露天放映。她说那块像古希腊剧场般的下沉式空地也曾是父亲当年看过露天电影的地方。电影会散场，但万物仍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