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183次水刑、裸体拘押，“9·11”案主犯审判仍遥遥无期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听证会就这么持续着，却始终没有个结果。”丽莎·哈贾尔如此描述自己前往关塔那摩旁听“9·11”案件听证会时的感受。她的话语中透露出无尽的无奈与疲惫。

哈贾尔身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长期致力于法律、冲突以及美国“反恐战争”中的拘押制度研究。多年来，她不辞辛劳，16次前往关塔那摩湾参加听证会，只为探寻案件背后的真相。

“回想起2010年前后，‘9·11’听证会那可是备受瞩目，一次听证会现场可能聚集四五十位记者。”哈贾尔回忆道，“然而，实际上听证会大多围绕技术性的法律问题展开，久而久之，连记者都失去了兴趣。到了2018年前后，现场有时就只剩下三四名记者了。”

时光回溯到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成员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其中两架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一架撞向五角大楼，另一架在乘客的英勇反抗下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这场袭击造成了2977人死亡，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沉重的伤痛。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5年过去了，这场改变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恐怖袭击案，至今仍在预审阶段徘徊不前，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漩涡。

当地时间2026年8月26日，美国空军中校、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法官迈克尔·施拉马宣布，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及另外3名被告的审判拟于2028年6月5日开始。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

2001年9月11日，客机撞向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 图/IC

“黑狱”中的残酷酷刑

“在我看来，案件拖到现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酷刑和保密，这两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哈贾尔在接受《徽声在线》采访时如此表示。

2003年3月1日，被美国政府指认为“9·11”事件主谋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被捕。然而，他并没有被直接押回美国接受公正的审判，而是落入了中央情报局（CIA）的手中，在俗称“黑狱”的多个海外秘密拘押点辗转数年，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启动了由CIA负责的秘密拘押和审讯项目，在阿富汗以及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设立了秘密拘押设施，专门用来审讯被认为掌握重要情报的“高价值被拘留者”。这些设施如同黑暗的深渊，吞噬着被拘押者的自由和尊严。

2006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公开讲话中首次正式承认了CIA海外“黑狱”的存在，并宣布将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14名“高价值被拘留者”转移至关塔那摩。这一承认，让“黑狱”的黑暗面暴露在了世人面前。

200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14名从“黑狱”转移出来的囚犯进行了秘密访谈，并将他们在拘押期间的待遇撰写成报告。报告中详细记录了穆罕默德遭受的多种酷刑，包括长时间剥夺睡眠，让他在疲惫和痛苦中挣扎；殴打，让他的身体布满伤痕；撞墙，让他的头部承受巨大的冲击；裸体拘押，剥夺他最后的一丝尊严。他还曾被连续数日甚至更长时间强迫保持站立，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被实施了183次水刑，每一次都仿佛是在生死边缘徘徊。

“‘9·11’事件发生二十多年后仍无法解决的核心原因，就是CIA曾实施了残酷且明显违法的酷刑，由此获取的供词无法在任何法庭，无论是军事法庭还是普通法庭，被用作指控被告的证据。”约翰·基里亚库在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网站的评论文章中如此写道。

基里亚库曾任CIA分析师和行动官员，也是最早公开证实CIA实施“水刑”计划，并明确将其称为“酷刑”的前CIA官员之一。然而，他的正义之举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报复，美国政府曾以泄露机密信息等罪名对他进行过起诉，试图掩盖这丑恶的真相。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2003年资料照片） 图/视觉中国

在“黑狱”拘押期间，穆罕默德曾向CIA作出了大量关于袭击策划过程的描述。然而，辩方主张，这些供述是在酷刑下获得的，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所以美国政府在2007年前后选择让联邦调查局（FBI）介入，”哈贾尔说，“FBI和CIA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他们组建了FBI团队，是想获得在没有酷刑情况下的所谓清白证据。”

2007年3月，穆罕默德在听证会上公开承认策划了“9·11”事件，称自己与侄子1994年在菲律宾策划了飞机撞击美国地标的设想，随后将这一可怕的想法告诉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他的供认，让这起恐怖袭击案的脉络逐渐清晰。

但案件并没有随着穆罕默德的供认而结束，因为辩方追问的问题不仅仅是某次讯问是否使用了酷刑，还包括此前的酷刑是否会影响之后获得的供述。这就像一团乱麻，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最好的证据当然是认罪，这是常识。”哈贾尔告诉《徽声在线》，“然而，他们遭受过酷刑是事实，酷刑是没法撤销的，不会因为他们被转移到别的拘押地点、换了一批讯问人员就自动消失。酷刑留下的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他们。”

2026年8月28日，施拉马法官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了裁决。他认为，检方没有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无法证明穆罕默德2007年向FBI作出的关键陈述是自愿的。而CIA此前对穆罕默德实施的“严重胁迫和心理控制”酷刑与之后的讯问存在“无法中断的延续”。同时，FBI人员也没有明确告知穆罕默德有权保持沉默以及可以寻求律师帮助。这一裁决，让检方陷入了困境。

这就意味着，穆罕默德此前的供述将无法成为之后的庭审证据，案件的审理再次陷入了僵局。

2026年9月10日，美国纽约世贸遗址附近亮起两道“光芒致敬”灯柱，纪念“9·11”事件25周年 图/视觉中国

神秘的特别军事法庭

关塔那摩湾位于古巴东南部，这片看似平静的海域，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1903年，美国与古巴签署协议，租用关塔那摩湾部分土地和水域作为海军基地。1934年的新条约再次确认了相关安排，租约没有设置固定终止日期，除非双方同意修改或废止。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为后来的关塔那摩监狱埋下了伏笔。

2001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后签署了《关于在反恐战争中拘留、对待和审判某些非美国公民的军事命令》，授权设立军事委员会，对被捕的外国恐怖嫌疑人进行审判。这一命令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在反恐道路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2002年，美国政府在关塔那摩设立了拘押设施，这座监狱如同一个神秘的牢笼，最多的时候曾关押着约800名囚犯。随着时间的推移，囚犯数量逐渐减少。2025年1月，美国将11名也门籍被拘押者转移至阿曼后，关塔那摩监狱仅剩余15人，其中就包括“9·11”案件的五名被告。他们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哈贾尔去过关塔那摩许多次，对这里的印象十分深刻，她用“特殊的古怪”来形容这个地方。“我当时非常感兴趣，想去关塔那摩看看，但社会学家是不让进的。”哈贾尔说。后来，在律师朋友的提醒下，她尝试以记者身份申请，终于获得了进入的机会。

“这里就像一个美国小镇，有麦当劳，有游泳池，有电影院。”她告诉《徽声在线》，“但同时，这里又是一座监狱，充满了压抑和束缚。”在关塔那摩，所有记者都没有行动自由，必须接受严格的安全审查，路线由军方安排，出行需要乘坐军方车辆，并由军方人员陪同。“我们不得不像孩子一样坐校车，集体出行。”哈贾尔无奈地说。这种“特殊的古怪”同样延伸到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制度本身。

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诞生于“反恐战争”的特殊背景，它既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军事法庭，也与普通的联邦刑事法院相去甚远。本质上是一套特别的军事司法机制，专门用来针对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恐怖主义等罪行的特定被告。这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军事委员会是一个人为创设出来的法律体系。军事委员会本来是用来审判军人的，但这些人是平民。即便他们被指控为恐怖分子，他们也不是士兵。”哈贾尔说。她的观点，揭示了军事委员会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2006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裁定，小布什政府此前设立的军事委员会缺乏国会授权，也不符合《统一军事司法法典》以及《日内瓦公约》第三条的要求。这一裁定，给军事委员会的合法性敲响了警钟。

此后，美国国会通过《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重新为军事委员会提供法定依据，并对其审判权限、程序和证据规则作出规定。2009年，国会又通过新的军事委员会法，对相关证据规则作出了修改，加强了被告的部分程序性权利。然而，这些修改并没有完全解决军事委员会存在的问题。

即便军事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确认，也不意味着关塔那摩的审判就此变得透明。在普通刑事法庭，旁听者可以即时听到庭审内容，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公开。但在关塔那摩，受害者家属、记者等旁听人员依旧只能隔着厚重的玻璃，通过延迟处理的音频系统听取庭审内容。一旦出现涉及机密的内容，安全人员会随时切断声音，让旁听者如同置身于迷雾之中。

此外，特殊的保密制度也依旧对被告的辩护形成限制。按照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被告有权知道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并据此提出疑问。但在关塔那摩，一些证据可能涉及美国政府不愿公开的情报来源、秘密拘押甚至酷刑历史，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相关材料进行保密处理。这使得被告的辩护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案件也只能一次次陷入漫长的等待。

“认罪协议”的风波

2024年夏天，一切似乎迎来了转机，人们仿佛看到了案件解决的曙光。

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美国检方与穆罕默德、瓦利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艾哈迈德·豪萨维三名被告达成认罪协议。三人同意承认相关指控，作为交换，检方同意不再寻求死刑，而是寻求终身监禁。这一协议的达成，让受害者家属看到了案件结束的希望。

然而，另一名被告阿马尔·巴卢奇则拒绝加入协议。其律师阿卡·普拉丹曾表示，巴卢奇希望任何协议都能包括针对其长期遭受酷刑所造成伤害的医疗救治。他深知酷刑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至于第五名被告拉姆齐·本·希布，则因长期遭受拘押和酷刑后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认定不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他的遭遇，让人不禁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质疑。

对于已经等待20多年的受害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案件终于可能迎来一个结果。“我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因为终于看到了结束的曙光……这终于要结束了。”伊丽莎白·米勒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名纽约消防员，在“9·11”袭击中遇难时，她只有6岁。她曾多次前往关塔那摩旁听案件审判，心中一直渴望着正义的到来。在她看来，认罪协议不仅意味着案件可能走向终结，也意味着受害者家属长期以来的一些疑问终于有望得到回答。

但协议达成仅两天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撤回协议，并收回此前授予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监督员苏珊·埃斯卡利尔的召集权。奥斯汀在备忘录中写道：“鉴于该决定的重要性……做出这样的决定应由我负责。”他的这一决定，让案件再次陷入了混乱。

尽管军事法官认定这些认罪协议有效，并认为奥斯汀无权撤销已经达成的协议，但2025年7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以2比1的意见裁定，奥斯汀拥有撤回协议的法律权限。案件由此重新回到死刑指控的轨道，受害者家属的希望再次破灭。

“我真的感觉麻木了，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听到认罪协议终止后，伊丽莎白陷入深深的绝望。“受害者家属大致有两种。”哈贾尔在关塔那摩接触过不少受害者家属，据她观察，一部分家属像伊丽莎白一样支持认罪协议，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漫长的等待。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家属无比希望判处被告死刑。在他们看来，接受认罪协议意味着放弃在法庭上伸张正义的机会。“他们愤怒、沮丧，想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要拖这么久。”

“如果我们希望确保这场闹剧最终结束，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达成一项认罪协议。这才是现实的做法。”哈贾尔说，“但显然美国政府并没有选择这种更为务实的方式，因为他们有一套意识形态，必须表现得强硬，必须打击、碾碎恐怖分子。”据她判断，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妥协并不容易。“特朗普政府不会接受认罪协议。”她的观点，揭示了案件解决的艰难处境。

审判遥遥无期

2026年8月26日，施拉马法官宣布，“9·11”案件的审判拟于2028年6月5日开始。施拉马已是迄今为止审理这起案件的第五位法官，他的上任，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他拒绝了检方提出的2027年1月开庭的请求，认为案件还需要大约18个月时间解决大量审前问题，包括涉密材料、证据可采性以及其他程序争议。此外，施拉马也裁定，穆罕默德2007年向FBI作出的关键供述不得作为证据。这一裁定，让检方面临着巨大的举证压力。

9月初，检方决定不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以避免进一步拖延2028年的审判安排。但即便如此，一系列问题仍待解决：2028年6月5日真的能够如期开庭吗？如果开庭，没有了穆罕默德的关键供述，检方能否完成举证？即使审判最终结束，判决又将经历怎样的复审和上诉？这一过程还需要多久？

答案似乎遥遥无期。关塔那摩监狱有一辆拖车，是受害者家属在庭审间隙休息的地方。拖车墙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几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去世的受害者家属的名字。25年过去，许多等待真相和审判结果的人，已经永远没有机会看到案件的结局。而身为主谋的穆罕默德也已经60多岁，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在拖延时间。这可能就是最有可能的结局：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开庭审判，只能等到这些嫌犯老死，直到所有人自然死亡。”哈贾尔无奈地说。

“美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在任何懂法律的人看来都合法合规的案件，他们只能继续拖延下去。但另一方面，他们绝不可能放弃处决这些人的目标。”哈贾尔说，“这就是真正的悖论，让这起案件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

作者：殷晨浠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