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与酒局风波：深度剖析两大热点事件的舆情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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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燕志华

近期，有两起事件在公众视野中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是电影《牛来》的意外走红，迅速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二是杭州这座明星城市被曝出的一起酒局丑闻。

在我看来，电影《牛来》所引发的社会讨论，其价值远超杭州酒局事件。酒局丑闻这类事件，在舆情领域并不罕见，它触发的愤怒与抨击是情理之中的反应。然而，我们能否仅凭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就彻底根除这类现象？我对此持悲观态度。毕竟，人性的复杂多变不容小觑，社会批判的影响力也有限。社会总会有一些变质者，但通过公共舆论的谴责，将其定性为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过失，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无疑是有益的。

而《牛来》对中国电影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冲击，则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它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闯入大众视野，或许正是当下社交媒体环境下，中国社会不慎踏入的一个“心理陷阱”。

一、两起事件的共通之处

这两起事件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在内在逻辑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是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些生产生活方式和科技成果，都潜藏着各种风险，随时可能反噬我们的生活。正如阳光之下必有阴影，人工智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类的主体性，其他风险也将陆续显现。

先谈谈这两起事件的突发性和冲击性，再探讨它们出现的某种必然性。

以杭州酒局事件为例。在DeepSeek技术横空出世后，不仅打破了美国在该领域的神话与霸权，改写了中美博弈的格局，也激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民族自豪感，使杭州成为全球瞩目的科技名城。城市发展路径明确，年轻人和资本纷纷涌入，一切看似欣欣向荣。然而，就在此时，这起巨大的丑闻爆发，震惊全国。尽管地方迅速成立调查组并发布通报，进行了严肃问责，但事件引发的冲击波仍难以在短时间内平息。

再来看电影《牛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电影往往与大制作、重资产、高成本、明星阵容和精心挑选的剧本紧密相连。然而，《牛来》却以低成本、非专业制作团队的姿态闯入院线，如同一只灰犀牛般突然出现，其轰动程度远超那些重资推出的影片，令专业人士深感挫败。

那么，为何说这些冲击现有秩序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呢？

以杭州酒局事件为例，权力和金钱具有腐蚀性。如果没有法治观念、人格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冒犯性后果的深深敬畏，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力型人身依附关系就可能在某个失控场合转化为对人格尊严的藐视和践踏，从而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此外，那些为城市发展繁荣贡献智慧和劳动的管理者，也可能在某个时刻以放任的形式满足自己未被组织满足的需求，从而出现越轨失范事件。但归根结底，这些原因仍可归结为金钱权力的腐蚀作用。

至于《牛来》，我认为其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网络舆情原理密切相关。全球数十年的社交媒体高速发展，已经培育了整整几代、高达数十亿的社交媒体原住民。他们更热衷于反抗精英，以标签引爆热点，凸显群体的存在感，而社会意义则相对被忽视。此外，由于信息茧房和社交圈层效应，各国都出现了类似显著的网络现象：越是反主流的东西，反而越被推崇。在国内，《牛来》以非主流的方式引爆了社交媒体中未被满足的情绪流量。

但我们不应因此指责杭州。正如徽声在线锐评所言，“酒局事件”不会绊住一座城。实际上，今天网民很容易因为一个个体的丑闻而将负面感受投射到其所在的城市，导致后者的营商环境和声誉形象都受到考验。这种关联思维的根源之一，或许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深受某种传统思维的影响。比如，传统宣传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过度拔高典型人物，将其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甚至神化为半人半神。这种做法早已被各方批评抛弃，但导致的后果是，一个人或一个城市如果是正面的，在集体意识中其一切必然都是正面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导致整体形象的反转。这其实是一种集体情感现象，与逻辑思维大相径庭。我们需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和地区都可能产生变质的个体，不应将个体舆情与城市荣辱捆绑在一起。

健康科学的城市传播，反而需要争议性和正反信息交织的传播。因为复杂信息增加了可信度，也更具人性人文的温度。完全正面的传播反而充满风险，容易受到质疑。

二、为何《牛来》引发了网络不满，但舆情风险却很低？

从网络的一些评价来看，《牛来》确实遭遇了批评，也有不少人表达了较大不满。

但我认为，尽管这部电影成为热议之作，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但其舆情风险是很低的。除非它在接下来的争议中引出另外的话题，比如外媒的炒作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否则它不能称为网络舆情。

原因很简单，从观影者的构成来看，更多是由年轻人走进影院支撑了这样的票房，因为他们需要社交话题。这样一部反差过大、天然具有话题性的电影，恰恰击中了他们的社交需求。此外，很多人也发现影片击中了中国很多股民的内心情感。再从生产者来看，并非什么大资本或大机构，而是普通百姓。接下来只要他们在网络上传播一些奋斗的情怀故事，乃至悲情的故事，事件很可能发生反转，成为今天被大众广泛接受的草根逆袭的故事。那些营收压力巨大的院线经理们敏锐地发现了《牛来》蕴藏的社交话题潜力，纷纷加大了排片的力度，并以各种“手绘”海报的方式加粗放大了这种草根属性，堪称神来之笔，再上社交话题榜。

真正的网络舆情是弱者对于强者的抗争。弱者的群体不满才会导致严重的网络舆情，从而引发社会撕裂和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但在《牛来》的热点事件中，推波助澜的是年轻人、股民和制作者，都属于传统舆情中的弱者群体、是舆情的主体。如今他们不仅没有不满，而是兴高采烈地去观看、去社交。热度更多是由他们推动的。

反观不满者，多是社会的中坚人物，那些掌握了各种权力资源和话语权的人们。他们习惯于精品力作和资本大制作，将电影视为各种重磅资本资源堆砌出来的产品。但如今《牛来》打破了电影产业的滤镜，让资本收益风险大增。然而他们的不满却恰恰让弱势群体感到快意。

《牛来》或许是在“草台班子”越来越被赋予正面价值的当下，在网民越来越支持和青睐草根阶层成功的时代，制作者和背后的推动者出于对当下网络群体情绪和青年社交需求的深刻洞察，以这样一部话题感十足的草根色彩作品，实现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一次精致“伏击”。正如人们看到的，这次袭击大获成功，将数十年里的社交网络堆积的情绪需求进行了一次性的完整收割。

从这个角度看，《牛来》引发的不满是来自于网络舆情中传统的强者，而弱势群体却为此感到相当鼓舞。因此，电影的舆情风险是极低的。

三、社会该如何反思类似事件？

这两起事件的出现，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有喜有悲，但更多的是需要反思，并认识到日常秩序之下蕴藏着多少类似的风险？

杭州酒局事件显然是个危机，其风险隐藏于日常生活秩序之下，终于在一次失控场合之中引爆为一场丑闻，这会给城市带来舆论压力。虽说不应将个体舆情和城市捆绑，但网民群体在情感上倾向于此，这也是舆情压力巨大的原因。

对于《牛来》这类电影，不应继续进行尝试。其实那些就此进行热烈社交传播的人们也未必不会认识到，这样一部电影仅仅具有社交谈资价值，以任何方式给予它赞誉和肯定都是一种轻率。

这两件事情提醒我们，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社会学层面认识和理解社会风险，它更多是深刻内嵌于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科技发展进程之中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的一体两面。这需要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随时警示自己要防范风险的反噬。一场不大不小的风险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对于《牛来》，应该进行适当的社会思考。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走红并不代表它产生了某种意义和价值，相反它以低维降智的方式完成了逆袭。最重要因素是击中了惯于猎奇的社交媒体的群体心理，提供了情绪价值。正如人们习惯了高端宴席，突然有一天桌面上爬来了一只知了猴。它带着四年潜伏地下的泥土味，又是一种食材，瞬间就吸引了满桌食客的关注。好奇者有之，不满者有之，但显然会成为最热烈话题。

其实更需要讨论的是这只知了猴如何上了桌。某种程度上它是被有心者带上桌的，因为他知道食客中大多有社交软件需要话题。

社交软件风靡全球，给各国各个社会带来了撕裂和愤怒。它特有的圈层设置不仅成为信息的容器，更导致信息茧房成为阶层和群体的情绪发酵池。中国数十年的网络舆情又叠加社交软件和算法推送，各种社交媒体的阴暗面、技术风险和流量效应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今天波涛汹涌的网络舆情和被加倍放大的群体情绪。在某种程度上现实生活的人们如同海底水草承受压力受到冲刷，随波俯仰并经常目睹群体情绪如同巨型生猛生物在头顶盘桓投下巨大阴影。

我在前文提出数十年的网络舆情的群体情感已经落地转化成为线下社会的购买逻辑和商业逻辑。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和购买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商家和商品，胖东来和泡泡玛特因此幸运走红。带有草根属性的成功者受到追捧。人们也开始一拥而上推倒那些传统社会利用权力资源获得名利的名人们。网民也在海选自己的代言人比如刀郎、张雪峰等。

我们要看到这个进程中的民生民主价值，也不能忽视其产生的反智情绪后果。一些观点认为需要无条件地满足网络情绪推倒高高在上的一切，并将草根视为道德和高尚本身。但是，如果社会无限制地提供情绪价值，必将导致一个不稳定的巨婴般的情绪社会。网络治理和舆情应对难度将显著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牛来》的出现也是一种应运而生，是情绪社会的必然后果。

《牛来》在客观上呈现为一种测试，测试社会对于类似“低幼”文化能容忍乃至让步到何种程度。

它警示我们如果社会忽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进行科学理性的舆论引导，而在舆情爆发后仅仅追求短暂的情绪安抚，将情绪价值视为公共产品进行加班加点的生产，必将持续放大风险让城市和发展裸奔于风险道路上。

那下次的故事就不是《牛来》了而是《狼来了》。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