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中式美学的独特魅力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那便是独特的中式美学韵味。

我们平日里看到的诸多所谓“东方电影”，其内核往往并非真正的东方特质。实际上，它们大多是西方人脑海中臆想出来的“东方”，带有浓厚的白人式“东方主义”色彩。

这些电影所呈现的内容，常常充斥着压抑、对抗、疯癫、激烈以及歇斯底里等元素。说得直白些，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殖民者的猎奇审美需求而打造的。

那么，真正的东方美学，或者说“中国美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有着温和而克制的特质，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抽象，下面我通过几个例子来详细说明：

其一，当淑柔收到那张“全家福”照片，误以为木生已经在南洋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时，她并没有表现出伤心欲绝或者怒不可遏的情绪。相反，她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轻声说道“到现在才告诉我”，随后便将照片轻轻放在手边，甚至还细心地不让雨水打湿它。

其二，当淑柔得知木生在1960年就已经离世时，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她缓缓拿起那张“全家福”照片，眼神中没有怨怼，只是轻轻地说“这么多年，南枝一个人带这么多小孩，好辛苦啊”。在这个时刻，她首先想到的是南枝的不易。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那些经过科班训练的传统导演和编剧会如何处理这样的情节呢？在他们的固有思维模式中，淑柔大概率会情绪崩溃，歇斯底里地发作，甚至会撕碎照片，声嘶力竭地质问“苍天不公”。

然而，《给阿嬷的情书》的处理方式却更加合情合理。一个传统中国农村的女性，一个独自拉扯几个孩子长大的母亲，必然有着极为坚韧的内心，同时也具备智慧和共情能力。即便产生了误会，她也不会对南枝心怀怨恨，反而会给予同情和理解。而当她最终了解真相后，更是会与南枝惺惺相惜，成为真正的知己。

木生在南洋做苦力期间，长期居住在南枝家的客栈里。在艰难的环境中，两人相互扶持，彼此照应，如同相濡以沫的伙伴。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发展出男女之间的爱情。南枝无疑欣赏木生，但这种欣赏并没有升华到爱情的程度。相反，南枝开始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木生的家庭、木生的妻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对那个她从未见过的中国也充满了好奇。木生死后，南枝甚至主动扮演起木生的角色，长期给木生的妻子淑柔写信寄钱，这渐渐成为了她后半辈子的一种习惯。这种行为，同样体现出一种克制。

这样的情节安排十分合理，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相处方式。

或许有人会问，南枝和木生之间是否存在互相爱慕的情愫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也可以不必讲得那么清楚。

中式美学讲究“留白”的艺术。就像写意山水画，画家仅用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河山、草木、人物的轮廓，而剩下的部分则是大片的空白。这些空白并非无意义的留存，而是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去进行“二次创作”。

如果由那些科班出身的传统编剧导演来拍摄这个情节，他们肯定会为南枝和木生安排一场轰轰烈烈、要死要活的狗血恋情，还会添加一堆曲折离奇、峰回路转的插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是西方戏剧、西方电影理论的教育，这些理论成为了他们创作时的“公式”。而我们观看他们的作品时，常常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原因就在于那些内容并非我们真实的生活，并非我们熟悉的文化，并非我们血脉中流淌的东西。强行将这些西方元素移植到中国故事中，会让观众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

在电影中，木生并非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只是一个血气方刚、有情有义的小伙子，并不懂得太多高深的大道理。他把南洋华侨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学习中文，并不是因为他有着传播华夏文明的远大志向，而是出于他本能的想法——“人不能是文盲”，“中国人得识字”。他屡次为同胞出头，也不是因为他有着多么了不起的思想和觉悟，而是因为他拥有一颗本能的、朴素的侠义之心。他重视感情，讲义气，身处海外，他坚信同胞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助，兄弟之间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导演和编剧并没有为木生设计一个轰轰烈烈的退场方式。在一个夜晚，他半夜听到贼人上了隔壁船，出于义愤，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与贼人搏斗，最终不幸被贼人杀害，死得冷冷清清、无声无息。

中国人骨子里有着唯物主义的观念，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一个普通人的离去和谢幕，往往就是如此平淡。再鲜活的生命，也难以避免意外和无常的降临。木生死后，南枝并没有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和哀伤，而是默默地扛起了更重的担子，独自承担起养两个家庭的责任。

这同样是一种克制的表现。对于生者来说，沉溺于悲痛之中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还有其他的责任需要承担，为了家庭，为了自己在乎的一切，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努力继续前行。

几十年之后，当淑柔得知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后，她的第一反应并非悲喜交集、泪雨滂沱。她只是颤巍巍地站起身，轻声说道“橄榄菜凉了吧，我去看看”，然后和儿子一起缓缓走入雨中，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

这也是一种克制的体现。真正坚韧善良的中国女性就是如此，她们不会轻易地大喜大悲，而是懂得活在当下，先去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后来，淑柔去了泰国，终于见到了南枝。然而，由于多年的辛勤劳作，南枝虽然比淑柔更年轻，但却满头白发，显得比淑柔还要苍老。而且，她已经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唯一记得的，就是反复询问“淑柔姐，咸肉收到了吗”？当得到“收到了”的回答后，她又接着问“好吃吗”？得到“好吃我还给你寄”的回应后，她才露出满足的神情。

这依旧是一种克制。如果是传统科班出身的导演和编剧，一定会把这一段情节处理成两个老人抱头痛哭、互诉衷情的场景。然而，中国人并非如此表达情感。哪怕是知己相逢、夫妻团圆，也有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好吃吗”？“好吃我还给你寄”，这简单的话语，却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韵味。

电影结尾处，展示了大量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时期海外华侨的“侨批”。这些“侨批”中，有人寄钱回来养家糊口，有人寄钱回来赎回被卖的女儿，还有人寄钱回来支援国家抗美援朝。寄钱的人有的是贩夫走卒，有的是成功商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人。

这部电影并没有刻意地进行宏大叙事，也没有强行拔高主题、上价值。即便淑柔、南枝这些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见证了战火纷飞、苦难重重，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时期，也遭遇了贫穷和匮乏的困境，但他们从未抱怨过时代和环境。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了淑柔在飞机上的一句话“以前去南洋，一走就要一个多月”。

这无疑还是一种克制的表现。

这种感觉，或许某些学电影的专业人士未必能够深刻理解，但每一个朴素的中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

中国的电影，未必非要由科班出身的传统电影人来创作，但一定需要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来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