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浩并非负面典型

高希希与朱苏进联手打造的《新三国》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原著中，张飞一出场便直截了当地骂吕布为“三姓家奴”，吕布随即怒而应战，尽显其“莽撞人”的本色。然而，在《新三国》里，这一经典桥段被赋予了新的演绎：吕布面对张飞的辱骂，并未直接动手，反而一脸困惑地反问：“我明明姓吕，你为何称我为三姓家奴？”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脾气火爆的张飞，此刻竟耐心地解释起来：“你本姓吕，后拜丁原为义父，现又跟随董卓，岂不是三姓家奴？”

这一幕播出后，迅速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甚至被不少人视为《新三国》的一大败笔，认为其偏离了原著精髓，显得过于儿戏。

但近年来，随着对影视作品改编的深入理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桥段。《新三国》虽以《三国演义》为蓝本，但终究是一部独立的文学作品，拥有其独特的世界观。我们之所以觉得“吕布与张飞在阵前讨论三姓家奴”荒诞不经，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将《三国演义》的世界观套用了上去。而在《新三国》的世界里，黄巾起义被迅速镇压，没有描绘出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董卓则被塑造成一个慈祥温和的形象，对献帝关怀备至，甚至称其为“唯一的亲人”。

此外，《新三国》中的董卓立场坚定，他带兵入京，公开宣称是为了“扩充中央军”，以对抗黄巾之乱后崛起的各路军阀，这一理由在法理上显得颇为正义。对待吕布，董卓更是宠爱有加，一口一个“奉先儿”，时而想封他为大将军，时而想立他为太子，还总担心贸然提拔会引起部下的不满。

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新三国》中的吕布自然不会像原著中那样被“三姓家奴”直接激怒。毕竟，两汉时期最重名望，但《新三国》里的吕布却可能认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是在“扶大厦之将倾”，因此对这样的指责感到困惑和委屈。

由此联想到近日的俞浩，他的处境似乎与《新三国》中的吕布有几分相似。

如今的俞浩，在公众眼中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负面人物，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负面解读。比如，他要求全员努力将“具身智能”的注意力从宇树手中夺回，比如要求全员创建自媒体账号并设定KPI，再比如他在一期短视频中直言“只要能赚钱，面子无所谓”。这些言论和行为，无一不被解读为职场或中国创投文化中的糟粕。徽声在线的《清华天才“崩老头”》一文更是将批评推向了高潮，将俞浩近年来的“扩张”行为解读为“崩老头”现象，理由是追觅近年来新增了200多个事业部（BU），孵化出了无数项目和独立公司，且大部分资源来自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

在这套叙事逻辑下，就连追创创投也成了“污点证人”。因为追创创投的操盘手雷鸣曾在华兴资本任职，筹备追创创投时，初始资方又分别是厦门国资、绍兴百亿产业基金及三家绍兴当地的国资平台。这些信息堆叠在一起，想要暗示的内容不言而喻。

首先声明，我并不否认这些解读有其合理性。要知道，追创创投一开始就将目标定在了100亿，后来更是水涨船高至200亿。据2024年投中研究院的报告，当年新成立的创投基金数量达2275支，规模合计4005.5亿元，平均每只基金还不到2个亿。就连投中网总编辑董师傅在与雷鸣录制播客时，也给节目起了个标题叫《80后投资人要募110亿》。

对反直觉的奇观保持警惕，再慢慢适应和接受，这是人之常情。但问题在于，这些讨论中似乎缺少了“俞浩”本人的声音。

我曾做过自媒体，招聘过许多编辑。面试时，我总会问一个问题：“你是谁？”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多余，但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明确自己的身份、成长背景、生活环境、职业路径、生活习惯等，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观察视角”，抛出的观点才会真诚，写出的内容才会有血有肉。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对俞浩的解读。“如何评价俞浩当下的行为”固然重要，但俞浩是谁、追觅是什么、追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些命题同样不容忽视。或者说，我们如今对于俞浩的批评，有多少是基于“多年前我们熟悉的商业规则”，又有多少是基于“当下真实的创投环境”呢？

我不清楚答案。但我只知道两件事：一是重视自媒体传播、将“舆论注意力”视为重要资源是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二是在所有讨论中，我们跳过的重要命题远不止这些。比如，什么是公司？人们为何会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组织？组织是资源还是工具？还有，地方政府为何要大力参与创投？地方政府与产业资本合作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去年曾两次前往宜宾出差。从宜宾高铁站一出来，便是宜宾的高新科创岛，几座火炬式的高大建筑中藏着银河通用的训练中心、跨维智能、深势科技等企业。许多年轻人在这里遥控机器人，一遍遍地让它们重复叠被子、叠衣服、拿矿泉水等动作，直到机器人表现出足够的鲁棒性。回到成都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创投这个工具，宜宾这座距离重庆和成都都有200公里以上、人口仅400多万、核心产业是酱香白酒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参与这个时代？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又有什么理由留在宜宾？宜宾又该如何吸引盒马、万象城等象征着“2020年代生活方式”的产物？完成了上述任务的宜宾，又怎会在一些解读文章中，因与产业方合作而沦为“丑角”呢？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讨论，甚至没有讨论的过程，而是基于一些印象或“学习”而来的经验就下结论，我认为这种批评是“傲慢”的，是缺乏“自我”的。

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今年2月龙虾爆火后，其创始人忽然发帖爆料称将正式加入OpenAI，要将智能体带给所有人，并同时爆料称Meta的老板扎克伯格也尝试邀请他加入。后来有报道称，OpenAI之所以赢下这场人才争夺战，是因为奥特曼展示了一项内部尚未发布的绝密项目，这个项目大概率包含在那个著名的、总投资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的“星际之门”（Stargate）里。相比之下，扎克伯格失败的直接诱因之一，是他在两小时邀请电话里花了大部分时间争论“哪个代码编辑器”。

大胆地说出“自己想做的事”，哪怕这个愿景听起来很荒诞，这其实应该是一种美德，一种被我们向往的时代精神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解读俞浩为何成了“坏人”。因为他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做，但他却将对TO G变成了一个标准化且高调的生意。

我知道不少人都在做国资的买卖，政府采购、落地换政策优惠、拿引导基金做招引返投、建孵化器换补贴和投资等。但前提是他们都遵循一个原则——低调发财，这也符合国人做事的逻辑，闷声不响地把钱赚了。只有俞浩却把VC做成了一门“流量生意”。

坦白讲，在中国干VC，“做国资生意”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区别只在于你是把国资当客户，还是把国资当投资人；你是赚政府的钱，还是用国资的钱赚钱。

俞浩其实是找到了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下最有效的商业模式，并且把它做到了极致。有些人会问，如果没有徽声在线的这篇报道，他可能会继续成功下去，甚至成为下一个商业传奇？

这我不知道，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贾跃亭身上。但我知道的是，很多人对贾跃亭还怀有一种可惜甚至是期待。如果乐视专心做消费电子，如果乐视不做乐视体育，如果贾跃亭能对财务把控更严谨些……但终归是没有如果。

2024年底，投中网总编辑董师傅曾与追创创投（现天空工厂）负责人雷鸣进行过一次访谈。当时追创创投刚宣布要募110亿，整个创投圈都在议论。我当时也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CVC访谈。

当时董师傅问了雷鸣一个挺尖锐的问题：“你作为一个PE投资人，投追觅其实证明不了你的投资能力，这事实际是你的个人资源或者叫时代红利促成的，是早期投资的逻辑。”

按董师傅的路子，他想听的是“学了一身本事，要出师了，发现时代过去了”的80后投资人，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他想听反时代的精神，但却得到了最具有时代精神的答案。

雷鸣在播客对谈里反复强调：“现在募资的大头是政府国资，诉求其实都是招引。”追创创投的逻辑是，先让业务团队去评估，落到哪个地方合适？选好相对最合适的地方，我们再去跟政府谈合作，配套拿些投资，拿投资时就把要落什么项目、怎么反投基本明确了，“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正向过程”。

所以你看，其实俞浩和雷鸣一直在做这件事，市场也都在做这件事，只是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做到这么高调、这么极致。

董师傅曾写过一句话：“所有这些科学、学科的积累，全都变成了社会的沉没成本。你不能证明还能以此挣钱，那你的价值就是零。”俞浩只是拥抱了时代精神，拥抱了最有效、最效率的拿钱方式。在一个国资主导资源配置的市场里，招商引资就是最大的政治，能拿到钱就是成功。俞浩看似疯狂，但偏偏其实他的选择是最理性的选择。

徽声在线的这篇稿子，只是打断了俞浩一个人的正反馈循环，但它没有改变这个循环本身。就算没有俞浩、没有天空工厂、没有追创创投，大家在这个市场里赚钱的方式还是不会变，只是依旧像以前那样静悄悄而已。

当然，我们还是得相信，未来总是越来越好的。不信你看这几年呼吁反内卷、建立统一大市场、天使投资也允许亏损了，很多地方也逐渐取消了招引、返投、基金落地这些限制，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