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剧非得“虐”心吗？《生逢其时》背后的创作困境与突破之道

徽声在线专稿（胖部/文）

随着《生逢其时》的热播，这部剧集已然成为近年来年代剧在电视台与网络平台双端所面临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

该剧在电视台端收视表现稳健，连续多日稳坐黄金档收视率破2.3的宝座；然而，在网络平台上，随着剧情进入后半段，不少观众对其设定提出质疑，导致站内热度从初期的破7500下滑至近期的7200左右徘徊。

这种明显的反差，实际上再次将年代剧创作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推向了前台：年代剧的叙事手法，是否必须依赖“虐心”元素来构建戏剧张力？

“虐心”手法的双刃剑效应

从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渴望》，到后来屡次重播的《情满四合院》，苦难、委屈以及命运的波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年代家庭剧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作模式。这种叙事逻辑主要服务于客厅大屏的观众群体，且经过市场的多次验证。

有一个在行业内流传甚广的故事，王朔领衔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打造首部作品《渴望》时，决定讲述一个“好人历经磨难”的故事。主人公刘慧芳的苦难人生，成功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团队甚至将故事长度扩展了一倍，用50集的篇幅来详尽描绘她的苦难历程。

这位隐忍而无奈的女性角色，最终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并创造了当年“万人空巷”的收视盛况。

这一创作逻辑后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叙事范式，后续的年代家庭剧纷纷效仿，习惯性地植入亲人间的误会、命运的错位、人生的重大挫折等情节，将“承受苦难”视为推动人物成长的必经之路。

然而，随着观众结构的年轻化和媒介环境的彻底变革，曾经屡试不爽的“虐心”手法近年来却屡屡遭遇滑铁卢。

网络平台不仅承载了大量的观看行为，还成为了讨论和二次传播的重要阵地。参与剧集评判的，是一群拥有独立现实生活体验的年轻观众，他们开始能够区分“真实命运带来的苦难”和“剧本刻意制造的磨难”。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创作分界线：是真正基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存条件下的角色身不由己？还是抛开人物动机和客观现实，强行制造冲突给角色叠加困境？

以《渴望》为例，其成功在于其中填充的素材充分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的无力感，人物所承受的委屈与时代、个人选择紧密相连，从而在当时的大众中引发了强烈的集体认同。尽管主创们自嘲是“为虐而虐”，但剧本深厚的文学性确保了苦难服务于人物和时代的刻画。

同时，近年来观众也逐渐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即面对苦难时倡导共同承担、彼此共情的温情叙事，而对“各扫门前雪”的叙事逻辑则缺乏认同。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情满四合院》的重新审视。当一些新生代观众代入何雨柱这个角色时，会感受到市井邻里间的拉扯和算计，最终结果是“傻柱”身边的人都在“占便宜”，而这个不断付出的“老实人”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部分观众甚至因此指责该剧“三观不正”。

而正面案例则是《小巷人家》，虽然时代的阵痛依然存在，但创作者并未将制造人物悲剧作为叙事的首要任务，而是将更多笔墨用于描绘邻里间的相互扶持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善意与陪伴。同时，人物的抉择和情绪变化始终遵循性格逻辑。

最终，这部作品在电视台和网络平台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年轻观众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二次创作和传播，打破了“年代剧只有苦情才能出圈”的固有观念，也为当下年代剧的“触网”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人认为年轻观众已经对苦难叙事失去了耐心。但实际上，追求“爽感”并不能完全代表当代观众的审美偏好，近两年不乏现实题材剧集脱颖而出，包括今年的《主角》同样展现了主角被“虐”的一面。

关键在于剧集能否构建一套自洽的逻辑体系，让所有人物都符合各自的逻辑轨迹，让每一次命运转折都有迹可循。苦难应该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的副产品，而非编剧用来强行催泪的工具。

破解“为虐而虐”的良方

理解了当代年轻人对年代剧的看法后，再回过头来看《生逢其时》所引发的争议或许会更加清晰。

观众最难以理解的是，将女儿齐时从被抛弃边缘拯救回来的霍青莲，这位曾经不惜一切要让女儿接受平等教育的母亲，在儿子闯祸入狱后却仿佛变了个人，让名校的种子选手不得复读摆地摊，人生跌入谷底。这种突兀的人物转变也被一些评论斥为“从夯到拉”。

“为虐而虐”的背后实际上暴露了主创团队能力不足的问题。

长篇年代家庭剧由于集数较长，需要持续不断的戏剧冲突来维持观众的关注度；而当剧本在群像塑造和日常叙事上打磨不足时，缺少来自生活细节的内生矛盾，部分创作者就会选择最低成本的捷径——人为制造灾祸、误会和矛盾，依靠接连不断的人物受挫来拉高冲突密度。

这种做法对剧本打磨的要求较低，也确实能够快速制造出强情节的名场面，甚至在电视台端成为刺激市场的“热闹”元素。

但代价是，对逻辑敏感度更高的网络观众会直接捕捉到人物行为的不合理性，共情链条就此断裂，剧集的口碑也会迅速下滑。

如今，当年代剧需要同时满足两套不同的受众审美时，创作端需要尽可能兼顾两方面的需求。单纯将“虐心”作为抓取情绪的工具，无论是堆砌悲情桥段还是刻意制造苦难冲突，最终都只会沦为徒有年代外壳的形式游戏。

当下市场已经证明年代剧存在多元叙事的可能性。既有《主角》这种直面命运悲欢的厚重叙事，也有《小巷人家》这种以烟火温情见长的家庭群像。只要基于正常的人物塑造逻辑，各种路径都能获得市场的认可。

因此，年代剧创作不必非要在“苦情虐戏”这一棵树上吊死。

生活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冲突和戏剧性元素，创作团队应该从时代变迁和真实生活中寻找原生的戏剧素材来支撑长篇叙事；而年代剧的力量终究不在于角色承受了多少委屈和苦难，而在于透过这些普通人的人生起伏真正还原出一个时代的真实肌理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