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九大叛徒特务：按职务能力排序，吴敬中仅列第四，前三位究竟何方神圣？

据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军统内幕》中的回忆披露：“戴笠亲自挑选并派遣至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核心成员包括：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以及吴景中等人。这些关键人物，无一例外，均是曾留学苏联并背叛共产党的叛徒。从这一安排不难看出，该特训班的特殊性质与目的。”

沈醉提及的吴景中，正是我们在热门电视剧《潜伏》中熟知的吴敬中。此人不仅担任过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的站长，还曾是中苏情报所的科长、军统西北区及东北区的区长。值得注意的是，那份叛徒名单中遗漏了两位重要人物：一是吴敬中的姐夫余乐醒，另一位则是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这两位的身份颇为微妙，笔者虽搜集了大量军统资料，却仍难以确切界定他们属于投诚、起义还是归队。

投诚、起义与归队，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相信读者诸君都有所了解。今天，我们的焦点将放在这九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后转投特务行列的叛徒身上，依据他们的职务与能力进行排序，探讨为何我们熟知的吴敬中，在沈醉的笔下，最多只能位列第四。

关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叛徒具体数量，笔者尚未进行详尽统计，也难以给出一个确切数字，因为部分人的身份至今仍扑朔迷离，真相或许需待多年后方能揭晓。就连吴景中是否原名吴敬中，也存在疑问。不过，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沿用吴敬中这一称呼，毕竟在特务的世界里，名字往往如同代号，知道是谁便足矣。

至于这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为何会走上叛徒之路，沈醉有着深刻的洞察：“早年，中共派遣一批青年才俊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然而，当他们学成归国时，国内革命已陷入低潮。此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派人专程前往上海，接待这些归国的共产党员，诱使他们叛变，并承诺至少按中校或上校的军衔予以任用。”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叛徒回国后竟能担任特训班的教官。看来，他们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确实接受了某些特殊的训练。戴笠在上海创办的松江特训班和青浦特训班，其副主任便分别由余乐醒和谢力公担任（主任虽为戴笠，但实际运营由余、谢二人负责）。这也是谢力公的综合能力与地位能够超越吴敬中的重要原因——谢力公负责松江班，而余乐醒则掌管青浦班。

抗战爆发后，松江班和青浦班的学员们纷纷奔赴战场。松江班四百五十名学员中，仅有五十人幸存；青浦班则大部分成功撤离。两个班的学员，除了在战场上牺牲的，一部分就地潜伏在上海，一部分被派往敌后，还有一些在余乐醒的带领下前往湖南，创办了临澧特训班。因此，我们在电视剧《渗透》中看到店小二许忠义自称曾在青浦班和临澧班都待过，这一情节是有可能的。但他在“息训班”留级的说法，则显然不符合规定。

虽然笔者未找到直接资料证明吴敬中曾在青浦班任教，但沈醉对临澧班大特务的职务有过详细记述：“余乐醒担任副主任，并兼任总教官谢力公为教务处长。主任（戴笠）、副主任之下，总教官谢力公与余乐醒均为军统中赫赫有名的‘训练专家’。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其中第二中队队长为项廉，政治指导员为吴景中，该队亦为情报队。”

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的组织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敬中在该班应属于中层干部，虽然级别不低，但仍不及谢力公。后来，老蒋败逃台湾，大陆的特务转入地下活动。香港和澳门设立了两个半公开的站点（名称随时间变化，有时称站，有时称情报组），其中香港的负责人是谢力公，澳门的负责人则是程一鸣。

吴敬中始终未能进入军统（保密局）总部，多数时间在大区和省站之间辗转。然而，他的运气还算不错，从西北到东北，再从东北到天津，最后又从天津返回南京。但据毛人凤抓捕的记录显示，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有人认为他就是《潜伏》中李涯的历史原型）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记载了吴敬中的最终结局：“1948年11月，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李广和因纵容不法案被南京总统府电令扣押。12月14日，时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在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南逃。12月22日，毛人凤电告李俊才：‘吴景中予以扣押严惩’。吴景中私自南逃后，毛人凤方委任李俊才兼任天津站站长。”

关于吴敬中为何离开天津以及如何离开天津，不同人有不同说法。我们能查到的信息是，吴敬中逃回南京后被毛人凤扣押，最终他的“建丰同学”（即小蒋，与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出面作保，毛人凤才不得不放人。

在军统中，吴敬中的职务与作用显然不及谢力公，也不及程一鸣和余乐醒。曾与戴笠、余乐醒并肩战斗于上海，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多次提及余乐醒。

文强在上海期间担任特务处（军统局）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期间，为培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的基层指挥员，建议戴笠开办了松江班和青浦班。准确地说，青浦班应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对余乐醒的评价极高，《文强传》中也详细记载了余乐醒的“简历”：“余乐醒原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接受‘格别乌’的情报工作训练。回国后，他曾在杨虎城部下担任西安兵工厂厂长。他擅长爆炸技术及药物研究，在军统局内有‘化学博士’之称。余乐醒曾任浙江警校特训班副主任、南京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教务主任，两度与文强共事。”

余乐醒能力出众，令戴笠和毛人凤都深感忌惮，因此总想找机会对付他。戴笠曾将余乐醒关进监狱，毛人凤更是欲置其于死地：“毛人凤感到震惊的是，余乐醒竟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在其愚园路的家中掩护了一部地下党无线电台。毛人凤深恐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捕杀余乐醒以儆效尤。他派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去逮捕余乐醒。幸得该处一个临训班毕业的学生通风报信，余乐醒才得以逃脱。”

余乐醒最终未被抓捕，解放后成为一家机械厂的工程师。然而，因他负责的产品在重要时期出现问题，最终锒铛入狱。

余乐醒的结局虽不尽如人意，但他的能力却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若要详细盘点他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的表现以及在共青团旅欧支部中的职务，恐怕这篇文章审核时间会大大延长。读者只需了解一点：余乐醒在南昌起义时，职务比连级军官文强还要高。至于与文强在黄埔同期、南昌起义时同为连长的那位人物，大家也心知肚明。

余乐醒一步错步步错，最终身陷囹圄。而程一鸣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后来成为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公开资料显示，他“1964年12月从澳门秘密回归”，至于他是起义还是归队，则只能由读者自行判断了。

吴敬中、谢力公、余乐醒、程一鸣这四位叛徒出身的特务，后来都获得了少将军衔。至于这是职务军衔还是铨叙军衔，则难以确定。但根据史料分析，程一鸣和谢力公因在蒋系特务系统中一直混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此更可能是铨叙少将。

在这四位特务少将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吴敬中了。然而，特务太有名也并非好事。吴敬中虽有名，但似乎并未在特务一行干到最后。相比之下，程一鸣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他或许不是峨眉峰的历史原型，但比“雪山”更为神秘。若说在这四位少将特务中综合能力排名第一，读者诸君应该不会有异议吧？至于吴敬中被毛人凤“逮捕”和“释放”是否只是烟幕弹，他后来去香港是做生意还是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知晓了。